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正义这一概念曾发展出三个理论。本《商法词汇》专栏曾有一期讨论过这一话题。这三大理论分别是：分配式正义，涉及财富在整个社会中的分配；修复式正义，旨在修复违法行为造成的伤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以及报应式正式，以惩罚为基本要义（见《正义的概念》）。
本期专栏将着重探讨修复式正义，介绍修复式正义的目的和起源，并审视它在中国内地法律制度中的体现。
修复式正义的目的
修复式正义在刑事犯罪处理过程中的运用尤为突出，它或者作为正式的刑事法律程序的替代解决机制，或者与正式程序并行。修复式正义的精神也会体现在量刑等方面。
修复式正义有多重目的，其一是提供一个流程，以此让罪犯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理解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伤害；其二是减少再犯，即减少这些罪犯再次犯罪的风险，也给罪犯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第三个目的同样重要，即给受害者一个发声的机会。实现这个目的有多种途径，包括在适当的情况下，安排受害者和罪犯之间的一次会面或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这一过程中，家属或社区成员通常也会参与其中，给予支持。另外一个途径是让受害者提出修复伤害的方案，包括给予经济赔偿、道歉，或者其他赔偿方式。
修复式正义的目的与报应式正义不同，后者聚焦于追究罪犯的责任，以及实施惩罚。有些观点认为，修复式正义也是对罪犯的一种惩罚，且其实现正义的效果甚至优于传统的惩罚形式，更让受害者得到宽慰。
但在实行修复式正义的过程中，应谨防罪犯利用这个制度，导致处理结果不如人意，尤其在性侵和杀人这样的严重案件中。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2004年《修复式正义法案》对修复式正义的目的作了一个很好的概括，值得参考：
第六条 法案的目的
本法目的如下：
(a) 通过实施修复式正义，让罪行的受害者能够自主决定如何修复伤害，从而更好地维护受害者的权利；
(b) 建立一个修复式正义的制度，让受害者、罪犯和他们各自的支持者能够在一个有序、安全的环境下会面商谈；
(c) 确保在实行本法下的修复式正义制度时，罪行的受害者的利益得到优先考虑；
(d) 在不取代刑法制度或改变正常的刑事程序的前提下，确保修复式正义在刑事程序中的每一个阶段可以使用；
(e) 让每个实施刑事司法制度的机构都在处理罪行时参考修复式正义。
注意：本条款所指罪行包括被控告已实施、但还未由法院审理定罪的罪行（具体参见第12款）。
在过去几十年，修复式正义越来越受重视。在某些司法管辖区，修复式正义从只适用于涉及儿童的犯罪逐渐扩大到适用于成人犯罪。此外，修复式正义适用的罪行犯围也不断扩大。
修复式正义的起源
修复式正义的理念可追溯到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原著居民的传统习俗和中国古代的传统做法。事实上，许多学者，包括约翰·布莱特怀特（John Braithwaite）等西方学者，都将孔子视为重要的修复式正义哲学家。本专栏曾有一期提到过，中文“纠纷”一词在传统文化中指破坏社会和谐、扰乱自然秩序（见《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调解”一词的英译》）。
在儒家思想中，解决纠纷的办法是恢复纠纷双方之间的关系，而“礼”正是解决纠纷的最佳工具。“礼”指道德行为规范和治理社会关系的礼节规矩。只有当这些行为规范无法解决纠纷时，才能诉诸“法”。“法”可谓通用的客观规则，违反“法”通常会招致惩罚。
“礼”与“法”的区别在中国法律历史上两大思想流派——儒家和法家——中有所体现。法家主张法不阿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儒家主张注律适用张弛结合，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尤其是当事双方的具体关系来决定适用（或不适用）法律（见《法律思想》）。
在中国的运用
在中国，随着朝代更替、历史变迁，修复式正义的运用也历经沉浮。例如，在秦朝后期实行法制改革前，修复式正义是传统刑法体系中的一个显著特征。而在上个世纪的最初十年，法律改革明确禁止了修复式正义程序在刑事案件中的适用。之后，1943年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案件调解条例》规定，除严重的罪行和侵害公共利益的罪行外，在刑事案件中，罪犯和受害者可达成和解。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则将“刑事和解”的概念从所有公诉案件中删除。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发《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此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加入了以下规定：
第二章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百八十八条
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
（一） 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二） 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
第二百八十九条
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第二百九十条
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了修复式正义的几个要素：罪犯真诚悔罪、罪犯已向受害者作出某种形式的赔偿、受害者自愿和解，另外列出了适用这一程序的案件范围。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相关机构必须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第二百九十条规定，对于部分案件，人民检察院可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在部分案件中，和解协议可作从宽处罚的考量依据。
但到目前为止，刑事和解在中国内地的运用范围有限。此外，部分学者对这个制度多有批评，因为受害者可能受胁迫达成和解，刑事和解也可能被权贵罪犯当成“花钱买刑”的工具。但许多法域都采用了类似的制度，扩大修复式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甚至包括性暴力和家暴等严重刑事案件）似乎也成为了国际趋势。
葛安德目前是世界银行一个工作小组的成员，为亚洲某央行提供职能改革方面的咨询。他曾在上海以外国律师的身份执业（1996-2006），而后回到母校澳大利亚墨尔本法学院从事法律教学和研究工作（2006-2021年）。葛安德现在是墨尔本法学院亚洲法律中心的荣誉首席研究员，亦在多家机构担任顾问，其中包括年利达律师事务所、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和世界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