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国仲裁机构受理商事仲裁案件的数量及标的额持续增长，商事仲裁已成为诉讼外重要的争议解决方式之一。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复杂商事案件，往往涉及当事人举证困难，需仲裁庭调查取证的情况，但实现这一点并不简单。
取证难题
证据直接关乎仲裁庭查明案件的基本事实，亦直接影响仲裁案件结果的公正性，因此商事仲裁庭证据收集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对于当事人自行收集证据部分，目前商事仲裁程序中并无明显的障碍；但当当事人无法收集，需要由仲裁庭调取证据时，往往不能一帆风顺。
国内仲裁机构规则基本都规定仲裁庭有权调取证据。以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三十四条为例，仲裁庭有权自行调查事实、收集证据。但碍于商事仲裁与民事诉讼的差异，仲裁本身具有民间性、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等特点，仲裁庭审理案件时作出的程序安排通常仅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在遇到需要向案外人调查取证时将因约束力受限导致调取证据困难，进而导致仲裁案件缺乏关键证据久拖不决，影响仲裁高效的优势。
可资借鉴
上海市于2023年12月1日正式施行《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决定》，其中第七十四条规定：“本市人民法院建立支持仲裁案件审理开具调查令工作机制。”上述规定赋予了仲裁机构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令的权利，可以有效避免仲裁庭调取证据困难的情形。经济发达、商事仲裁案件数量多的省市可以参照上海经验，制定或修改相关地方性法规，明确赋予仲裁机构申请调查令的权利。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27条明确规定：“仲裁庭或一方当事人在仲裁庭同意之下，可以请求本国内的管辖法院协助取证。法院可以在其权限范围内并按照其关于取证的规则执行上述请求。”
在上海经验及仲裁法修订的大背景下，如果中国在未来仲裁法修订过程中参考示范法增加“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有权就需要调取的证据向各级人民法院申请调查令”的表述，各仲裁机构即可以此为基础，对应调整其仲裁规则，细化仲裁庭调取证据的相关规定，完善申请条件、必要情形、具体流程的规定，仲裁庭调取证据难的困境将得以根本解决。
值得期待的是，目前的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为：“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收集的证据，可以自行收集，必要时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协助”，已加入仲裁庭向人民法院申请协助的制度。笔者期待该内容可以在仲裁法最终修订时得到保留并通过。
在同作为大陆法系的德国，其《民事诉讼法》第1050条规定：“仲裁庭或仲裁庭同意之下的当事人可以要求法院协助那些仲裁庭没有权力实施的取证，除非法院认为请求不可接受，法院将依据其取证规则执行该请求。仲裁员有权参与任何司法取证并且进行询问。”根据上述规定，仲裁庭或经仲裁庭同意的当事人即有权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可见德国对于仲裁庭调查取证这一制度的积极态度。基于中国目前的立法、修法现状，仲裁法的更新速度远不及民事诉讼法，参考德国模式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亦可考虑加入仲裁庭申请调查令的制度。
权宜之计
上述地方性法规的修订、仲裁法及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呼吁均需要一定的时间及政策支持。在此之前，如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仲裁庭调查证据难的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 加强仲裁机构与政府机关、各行业机构间的沟通与交流，加强政府、企事业单位对于仲裁机构的认知、仲裁程序的了解，促使其遇到仲裁机构发出的协助调查函时能够予以尊重和配合；
- 向证据持有者强调仲裁保密性的特点，在调取证据时充分与证据持有者进行沟通，明确对于调取的证据将仅限于仲裁庭与案件当事人之间使用，打消一些单位对于相关信息泄露的顾虑；
- 各仲裁机构可考虑制定证据披露规则，使得仲裁庭能够使用该规则划分举证责任，避免当事人无法取得对方当事人所控制的证据。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高级顾问王晓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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