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成熟律师事务所的技术革新一直是个缓慢进程,但中国的情况却是另一番景象。中国法律科技公司也在引领行业创新,但他们的策略方向却不同于国际同行。范可明 (Mithun Varkey)报道

律界似乎终于开始接受科技创新。技术革新其实早已势在必行,结果是疫情让法律工作者在毫无选择下接受改变,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心甘情愿。为了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同时实现合作,法院这样的 “传统重镇” 也对科技做出适当让步,因此律师也只能跟随作出变化。

这不是说领先的法律人是抵触科技的。工作性质使然,法律素来注重惯例,从业者自然不愿轻易改变经过历史验证的做法。另外, “按一小时起计费、每六分钟递增” 的业务模式仍未改变,所以缺少大幅提高效率的动力。

过去数十年内,全球律所对科技投资主要围绕电子披露(e-discovery)、合同管理、计费管理和若干线上协作工具。科技为律所工作带来了必要的进步,但仍未触及律师工作的核心成分。过去几年,科技初创公司多次尝试彻底改变律师律所的工作方式,大量科技工具和解决方案应运而生,法律科技公司也遍地开花。

中国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因为当地的需求不同,很多业务遍及全球的龙头法律科技公司从未真正进入中国市场。

“首先,中国的法律工作性质、法律体系和法律服务市场的运作方式十分不同,” 中国法律科技公司合通机器人 (docQbot) 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专家吕立山(Robert Lewis) 指 出 。 “欧美等法域有大量的诉讼,律师按小时收费,早期技术变革围绕电子披露等法律科技。但这些都未必适用于中国律所。” 像其他科技领域一样,中国在发展迭代本土科技公司和解决方案,满足当地市场需求。根据汤森路透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企业在2018年和2019年申请的法律科技专利数均位居全球之首,特别是 2018 年,多达 51% 的专利申请来自中国。

“许多全球法律科技解决方案的重点都在于如何降低律师在小时计费模式下的高昂成本,因为律师在披露或尽职调查工作中要花费大量时间查阅文档,” 吕立山说, “但在中国,披露的流程是完全不同的,不需要处理大批文件。”

因此,中国的很多法律科技创新更多侧重于服务客户,而不是像其他市场一样主抓提效。

“中国对 AI(人工智能)情有独钟,痴迷于将 AI 应用在各个领域,” 吕立山补充,“但从 AI 可以实现的功能看,那仍然是大数据的玩法。中国法律服务市场有一些大数据应用,但目前还未完全成为真正的 AI。”

“大数据操作的主要应用在所有公布的法院判决书。他们正在打通判决书这个数据系统,让所有资料变得可搜索、可预测。我认为这些努力是有价值的,只是当前做得还不够理想”。中国国内法律科技行业发展也得益于政府鼓励政策的推动,后者一直在推动法院变革,而 AI 应用仍在法律科技软件中有重要的比重。

但是从律所的角度来看法律科技,中外律所区别不是很大,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和需求。

变革的驱动力

整体而言,大部分律所已经注意到采用科技的必要性,但疫情使这一需求变得愈加迫切,也就成为科技革新的第一驱动力。这将律所的IT和创新团队推到前线和核心位置。

“疫情促使很多事物都发生剧烈转变,” 法律科技综合平台 Reynen Court 的创始人 Andrew Klein 说 “。一方面,法律界过去从未真正支持那种 ‘办公室看不到人、会议室看不到文件’ 的虚拟远程办公方式,而今需要在一夜间改变。”

“对于大型律所的 IT 部门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转变,他们在疫情中表现抢眼,几乎毫无例外地令律所实现了平稳过渡,虚拟化进程十分成功。正是因为律所客户也看到提高成本效益、实现行业现代化的机会,才带来货真价值的改变。”

ANDREW-KLEIN,-法律科技综合平台,-Reynen-Court,-创始人,阿姆斯特丹

Ofer Bleiweiss 是总部位于加州洛杉矶的诉讼管理软件公司 Everchron 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他留意到,疫情爆发后法律科技的应用有所提高。 “律所对高效远程协作的需求迫使其加速转变,” 他补充。

Chris Combs 是基于波士顿的合同管理分析平台 Linksquares 的联合创始人和业务开发高级副总裁。他指出,在疫情爆发前已经存在明显的转变趋势。 “很多公司向我们伸出橄榄枝,表示有兴趣了解如何使用 AI,而且有专门的 AI 预算。这是近几年才出现的现象,” 他说。 “疫情极大地提高了人们使用法律科技的兴趣,因为很多人要居家办公,所以团队确实需要能够随时随地使用的云端产品。他们面临许多前所未见的挑战,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不可抗力,具体而言是要了解哪些商业协议中包含不可抗力条款。这成为一个强大的驱动力,自此需求与日俱增。”

虽然疫情是采纳新技术最直接的催化剂,事实上相关的利好趋势由来已久。这一方面是客户需求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律所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必须与时俱进。新兴工具的问世,精通科技的年轻律所崛起,替代性法律服务提供商的迭出,都是促变的因素。

“客户和新成立的律所都给律所造成巨大的外部压力,” 位于旧金山的合同管理公司Ironclad的首席社区官MaryO’Carroll说。“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过去称为替代性法律服务提供商的公司,甚至开始经办类似业务的企业内部法律部门,都是律所的竞争对手。”

MARY-O’CARROLL,-合同生命周期管理公司Ironclad,-首席社区官,旧金山

位于悉尼的客户关系管理软件提供商 NEXL CRM 的 CEO 兼创始人 Philipp Thurner 表示,企业法务越来越精通技术 “。法务们不愿意为低效买单,” 他说 “,他们希望律所能运用科技提高服务效率,帮助他们降低法律成本。我认为来自企业内部压力的变大,特别是源自 于业务部门的压力,是法务求变的最大动力之一。”

“在变革之初,律所认为运用科技缩减工作时间是在变相削减他们的收入。他们会问,为何我们要减少本来可以对客户收费的时间?”

Thurner 指出,在过去,客户还未面临来自 CFO 的重重压力,愿意为相对低效的工作付费。“如今他们的资金收紧,律所就必须采取科技手段,帮助客户削减成本。如果客户认为费用过高,就会更多依赖内部法务,或者开始使用替代性法律服务提供商的服务。”

纽约法律实务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商 App4Legal 的区域渠道经理 Marianne Baroud 称,在采用法律科技的问题上,企业法务团队是真正的决策者。“他们往往成为法律科技的倡导者,因为他们直观地看到法律科技能改善投资回报和工作方式,促进协作效率,提升业绩水平,” Baroud 说。

虽然企业法务团队一直是法律科技的业内推手,也有人认为,他们并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

在近期加盟 Ironclad 前,O’Carroll 曾任谷歌的法律运营团队负责人。她表示大多数企业法务都是律所出身。“他们在律所受训,了解律所的运作模式,” 她说,“因此,由企业法务呼吁的变革,我认为还是没有达到理想 的火候。根本问题在于,律所仍然保持着相同的业务模式。尽管面临各方面的压力,这一点仍没有改变。”

其他人则认为律所已经对转型升级改持开放态度。 “我认为两种意见都没错,” Reynen Court 的 Klein 说。 “企业法务部门自身做出了很多改变,他们对现代化的要求也持续推动着更多改变,”他说。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律所真切地相信创新能为他们带来决定性的竞争优势。他们希望通过大力投资人才技术,为客户带来创新服务,以高效、透明和现代化的运作取胜,博得更多新老客户的青睐。”

英国 Jameson Legal Tech 的负责人 Jon Bartman 表示,演变是肉眼可见的。 “一年前,很多企业法务团队还在鼓励律所采用法律科技,因为很多公司正在进行金融、营销、销售和其他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法务团队自然也同时进行着内部转型,” 他说。

“但过去的六个月,可能是受疫情影响,很多律所开始认真探索数字化转型的出路。他们意识到办公室工作方式已经发生剧变,需要找到新的办公模式和体系。我们已经摸索出如何实现居家办公,这是很好的事情。”

App4Legal 的 Baroud 认为,越来越多的律所和法律专业人士相信法律科技是必行之路。“有些人仍然中意传统的体系和做法,” 她说, “但新一代律师很乐意接受科技应用。”

“律所采用科技手段时面临诸多困难,又因国家地区不同而千差万别,这些困难包括数据隐私法律、国家科技基建水平、法律科技的预算开支、市场成熟度和接受度,以及客户需求。”

中国也面临这方面的问题。 “中国对数据出境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 Thurner 说。

“公司必须在中国境内建立自己的基础设施,因为对数据转移的管控十分严格,” 他说,“小规模创业公司甚至难以进入中国市场,因为需要在当地复制这些公司在本国的整个数据基础设施。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正在建立自己的生态系统。”

PHILIPP-THURNER,-客户关系管理软件提供商,-NEXL-CRM-,-首席执行官、创始人,悉尼

买方困境

无论是出于外部压力还是内生需求,毫无疑问的是,律所开始看到科技创新的价值。但仍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他们,首先就是律所的决策性质问题。

“我们意识到,律所缺少购买新技术的适当程序,” Thurner 说,“这就造成了较大的买方难题。许多律所并不知道如何成功购买和应用科技,主要原因之一是合伙架构。律所有太多的决策者,众口难调。决策者越多,决策就越难。通常一群人能做出的最简单的决定,就是什么都不做。”

中国律所的管理模式与采用西方法律管理模式的国外或国际律所有根本上的不同。

“除了少数例外,中国律所并没有整合的管理系统,” 吕立山说,“甚至在国内首屈一指的律所,大多结构上也只是个人律师的集合,像是松散的联盟。有些律所甚至难以组织大规模团队协同合作。”

“问题在于,在这种运作模式的律所,人们难以也不甘愿花费巨资,为集体提升专业技术能力 (know-how)。 合伙人首先视自己为个人利润中心。至于其他合伙人,在他们眼中通常是实际或潜在的竞争对手。”

吕立山表示,境内业务是中国律所的绝对主打业务,大型律所亦是如此。

“像我们提供的服务是以外商投资、对外投资和跨境业务为主,不是所有合伙人都会因此受益。即使在最大的律所,最多也只有 20% 的合伙人能从中汲取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可能时有时无。” “这毕竟不是他们的主体业务。如果一项支出没有明显回报,对他们而言就好比钱从自己口袋飞出去一样。他们甚至能计算出,如果律所做出此项开支,相当于自己承担了多少成本。这种工作会受到重重阻力。事实上,即使法律科技可能会令一些个人合伙人受益匪浅,但因为他们工作内容的关联性不强,也就不会买账。”

Thurner 指出,全球范围内的大型律所正通过招募专业人士,逐渐变得越来越有经验。“在适当的应用场景下,如果可以列明你要解决或者分配责任的问题,例如开支多少、商业影响多大,你就会因应有适当的计划。有着明确的目标,这样就很容易顺水推舟,鼓励人们去使用某个软件。如果没有实际需求、缺少正当程序,软件就沦为装饰品,没人会使用。”

云端难题

另一项愈发迫切的技术问题困扰着律所,即要采用云服务技术还是保留传统本地服务器。律所和技术供应商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各执一词。

受疫情和居家办公的限制,人们愈加需要能够随时随地获取文件。然而,律所文件的敏感性、客户要求和监管规定,一直让律所难以全心接纳云服务。

Everchron 的 Bleiweiss 认为云端对于律所实际上更为安全。 “律所和技术供应商都在向云端转移,这是正确的选择,” 他说, “大多数律所的 IT 资源有限,无法企及技术供应商能够给予的安全性。事实上,很多法律科技公司都在从本地服务器解决方案转向云存储。”

Linksquares 的 Combs 说 “:我认为云端绝对是更加安全的。当前大型律所普遍配置内部服务器,这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去运行和维护。” Linksquare 是一种完全云端产品,销售给接纳云技术的企业法务团队。 “可以想象,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原有的策略。这类律所 处在采用法律科技周期中的长尾(那些数量庞大但较迟采用、投入较少的用户),但不 可置疑的是,云端是大势所趋,而且因为集中管理,所以确实更加安全。”

Thurner 表示他欣慰地看到,人们对云端的热情与日俱增,但他也相信,转向云端的过程仍然漫长且曲折。

“律所有很高的安全标准,科技初创企业想要通过律所的尽职调查,势必将耗时耗力。”

“这并不是说律所要刻意刁难我们,而是他们的客户也在施加压力,” 他说。

“如果他们与银行合作,就要遵守特定的数据安全协议,以满足客户要求。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数据的整合存储转移,都有具体规定。所以,如果科技公司创建的系统不符合既有规定,律所就不能购买。”

Thurner 说,很多初创企业并不了解律所的内部运作情况。 “所以市场上其实有很多出色的解决方案,但律所并不十分接受,因为它们的产品走错方向,与律所的基础设施相悖、不符合律所的实际需要。这种现象不在少数。”

合通机器人的吕立山认为中国也面临这个问题。 “许多法律科技公司和工具重技术,轻法律,” 他说。

ROBERT-LEWIS,-合通机器人,-联合创始人、首席专家,北京

“这是所有法律科技的难题。从什么角度切入,才能实现法律与科技的平衡?两者是同等重要的。如果从科技角度出发,就很难对律所的情况有切实的掌握。”

Jameson Legal Tech 的运营顾问 Bernie Sugano 说:“从影响来看,新冠疫情已将法律科技从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变成了律所和企业法务团队能够顺利适应的新常态。”

表面上,法律科技在疫情的推动下迈出了一大步,但这仍然只是第一步。一些专家认为,推广法律科技的真正的挑战,在于转变律所的心态和文化,让他们勇于迎接科技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