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税收优惠背后的用工主体转签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下，税收体制、劳动力成本、法律法规政策等，是国与国之间营商环境角力的重要战场。近些年，国家及地方政府纷纷推出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政策，增强区位优势、促进产业集群效应。一些地区为刺激当地经济优质、快速发展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针对某些特定行业或企业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颇为可观。不少政策针对“新设主体”“总部经济”，用实打实的现金返还或奖励吸引优质企业入驻。

在企业税收筹划起心动念之时，可能只是一笔诱人的数字账。但要让数字走出计算器，变成经营常态和管理常态，更需要谨慎的规划和务实的落地。尤其是当税收筹划伴随新法人主体成立时，不仅影响企业未来的运营，更影响现有员工对公司未来前景的信心，也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触碰员工的个人核心利益。

什么情况下税收筹划会涉及员工的个人利益？企业决策者应主要要关注税收优惠政策要求里的两个核心问题：

• 对外业务经营时会涉及多大的变化？
• 是否涉及员工的变化？

近几年，本司帮助不少客户顺利进行了因税收筹划引发的组织变革和员工的劳动关系调整。我们观察到，企业一般会按照政策在当地设立新的法人主体，根据当地政策的要求，有一定营业收入。对于与新法人主体建立劳动关系的员工，其工资和个税由该主体发放和代缴。这背后所引发的劳动关系和法律问题并不简单，原因大致总结如下：

员工对于是否与新主体签订劳动合同，有一票否决权。当新设立的法人主体需要有一定量的员工与之建立劳动合同时，如果考虑将一部分现有员工转移的话，属于劳动合同的变更情形。按照《劳动合同法》第35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才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也就是说员工若不同意转签劳动合同，企业不得强行单方转移。当涉及到大量的员工不同意转签时，将对团队和正常经营产生负面影响。

员工社保和个税的转移，影响个人核心利益。除了劳动合同主体的转移，往往税优政策还涉及个税与社保随之迁入新主体。一旦发生跨城市转移，就会影响员工的切身利益。

对于员工而言，由于国家施行个税和社保地方统筹，所以很多待遇是有归属地的。比如，如果员工想在某地退休，员工需要在当地缴纳满一定年限的养老保险；比如落户买车买房，也需要持有一定年限的当地纳税和社保缴纳证明作为基础。

当个税缴纳和社保缴纳的城市更换时，具体利益和待遇享受都将受到影响，这就势必会影响员工转签劳动合同的意愿。

异地缴纳社保的政策性性质，挂靠的时代即将终结。在决策时，企业要熟知员工所在地的各地方性政策。尤其是当员工工作的地理位置A地不变（劳动合同履行地），但劳动合同签订的主体根据税优政策，需要签往另外一个城市B地时，企业需要决策：究竟应当把员工的社保放在A还是B？这一方面取决于税收优惠政策的硬性要求，另一方面更需了解社保异地缴纳的政策趋势。

以北京为例，以前如果一个企业在北京没有法人主体，但员工又在北京工作，此时如果员工希望在北京缴纳社保的话，公司有两种解决途径：一种是找代理机构，通过“挂靠”
（以代理机构员工的名义）来实现在北京缴纳社保；第二种就是在北京成立一个分公司。

但2020年7月，北京通过严查社保代理机构，率先叫停了社保异地挂靠行为，且不仅北京，随后陆续有杭州、呼和浩特也纷纷跟进，且有逐步扩大趋势。

员工对于职业安全感的担忧。除了上述与法律及个人切实利益相关的问题外，这种不确定性还会引发员工的一系列猜想和担忧，比如这是一个业务上的战略决定，还是出于财务考量？公司未来会不会有更大的调整计划？对工作本身有什么影响？

那么，企业管理者应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最简单的答案莫过于做好法理和情理的沟通。通过有效、坦诚的交流，帮助员工正确看待调整之举，建立经营的危机意识，既需要有战略高度，同时又不能回避员工的核心关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