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独家费率调查:多家中国律所费率公布各自小时费率,揭示企业收紧的预算如何影响法律服务的价格。靳海莲报道

争激烈的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仍然是一个买方市场。一方面,司法部数据显示,自 2018 年起中国每年新增的律师人 数已超五万;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的法务团队也愈加专业和壮大。这使得企业在采购法律服务时,拥有了强大的议价能力。

为控制成本,许多企业采用招标的形式来选择它们的法律服务供应商。而为了在竞争中胜出,一些律所全力以越来越低的价格参与竞争,一些律所则选择不参与其中。它们认为低于成本的报价从长远来看是在扼杀市场,对于客户亦是不负责任。

一些企业则认为,在采购法律服务时,低价不是它们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并表示愿意为优质的法律服务支付与之匹配的价格。

今年是《商法》开展这项调查的第四年。我们期待通过展示当下中国法律服务的真实态势,鼓励更多律师事务所将法律服务收费透明化,建立起律所与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最终令整体法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

本刊的调查旨在反映中国庞大市场中法律服务收费的大致趋势。受访律所的规模与业务领域各不相同,律师人数从 10 名到数千名不等。

共计 30 家律所公开了它们的费率数据。受访律所均来自交易更为活跃的北京、上海和广州。它们中既有业务范围广泛的综合型事务所,也有专攻特定领域的小型精品所。

每家律所分享了初级律师、高级律师、初级合伙人、高级合伙人和管理合伙人各自的小时收费标准,以及该所采用计时收费模式的比例。我们制作了一系列信息图表穿插于本文中,来展示调查结果。

受访中国律所的平均小时费率为 2909 元人民币。不同律所的小时计费标准差距较大,律所内不同年资的律师收费亦有较为明显的差距:初级律师的小时费率最低为 1200 元,较资深的合伙人小时费率最高则可达到一万元。

需要指出的是,小时计费并非市场上的主流收费模式,受访律所亦采用其他多样的计费安排。绝大多数律所采 用小时计费模式的法律业务占比不超过 50%。

而相较于国内客户,国外客户对于小时计费的接受度 更高。中联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主任周波说:“国外客户按小时收费的比例在 70% 至 80%,国内客户按小时收费的比例在 20% 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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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控、灵活与确定性

许多律所提供了灵活的计费选项,除小时计费以外,其他计费模式还包括固定收费(即包干价,按项目/件)、阶段性收费、风险代理费、项目提成(按标的比例收费)、封顶费。

根据案件属性的不同,收费形式往往也不同。华谊兄弟法务总监李璟珏分享,非诉法律服务中普通交易的 咨询、谈判,以及文件拟定和修改工作,往往采用小时计费。

恒运律师事务所驻广州的主任黄晖指出,在海事海商、保险和航空领域,按小时收费是主要的计费手段。

不同的收费模式还会组合使用。广悦律师事务所驻广州的管理合伙人王敬介绍,对于民事诉讼与仲裁,有时在案件允许的情况下,该所会设定一个封顶费用,并收取风险代理费。

“混合的收费安排,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客户共同承担诉讼结果的风险和收益,”王敬说。

中豪律师事务所则在部分民事诉讼案件中,采用半风险代理的收费方式,即客户先支付部分基本律师费,当案件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再据此增加收取一定比例的律师费。

“半风险代理收费的优点在于,能充分调动客户和律师的积极性,为案件争取好的代理结果,同时也能减轻客户前期支付律师费的负担,”该所驻重庆的董事局主席袁小彬评价。

“固定收费 + 超额部分小时收费”是另一种常见的收费模式,即律所提供一个律师最高数量的工作时间,如果工作小时超标,则超过的部分按照小时费率额外收费。一旦涉及到大宗交易,企业则更愿意接受这种组合计费 模式。“因为工作量与谈判交易进程紧密相关,而交易进 程是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的不可控变量,”李璟珏说。

在大宗交易之初,公司客户在进行成本预估时需要一个相对精准的预算额度。“综合计费方式免去公司客户 的后顾之忧,在与律师团队的沟通协作上反而更加紧密高效,”李璟珏分析。

通商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合伙人张新阳说 :“这种修改后的固定收费模式,能够让律所投入更恰当的人力更好服务客户,同时能够符合客户的费用可控和质量可控的要求。”

张新阳,-通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

具体而言,人力的调整反映在大型项目中即体现为,律师团队会根据客户的预算调整不同职级年资律师的配比,从而实现客户的不同诉求、匹配其实现目标的不同迫切程度。

收费模式还与律所规模有关。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法务部总经理关睿指出,上述“固定收费 + 超额部分小时收费”常见于一般外资所或者顶级律所,而本土的中小型律所更多采用固定报价。

雀巢 (中国) 执行副总裁、总法律顾问卞革分享,小时计费的适用范围有限,仅在一二线城市较大律所与外企或大型公司合作过程中可能获得使用,而在三四线小城市或中小型律所大多采用一次性报价。

小时计费在国有企业的接受度则不高。中国船舶集团总法律顾问崔锐捷介绍,国有企业对于中介机构的使用一般有较为严格的规章制度,需要履行审批程序,更多以项目或案件为收费基础,倾向于突出结果导向,并设置费用上限。

“如果律师耗时较多,但实际工作结果不佳,企业对这样的收费方式容易不满,决策层对此情况也难于理解,”崔锐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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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费率

企业去年在考虑如何支付法律服务费用时,疫情无疑是最大的影响因素。经济活动受阻,许多企业总体收入下降,疫情本身却带来了新的法律事务,预算与工作量的此消彼长,令不少企业法务倍感压力。

纵向来看,自2017年本刊首次调查起,过去四年各年资律师的平均小时费率总体呈现逐年上涨趋势 : 2018、2019 年增速较大,其中管理合伙人的平均小时费率一度于 2018 年上涨 10.7%;而去年增速则骤然放缓,各年资律师的平均费率几乎与 2019 年持平,其中初级合伙人的平均小时费率下跌 0.4%。

五家受访律所今年采用小时计费的业务占比,相较去年有所下降。“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基于预算考虑,接受固定费用的客户所有上升,”达晓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管理合伙人林蔚说。

袁小彬,-中豪律师事务所,-董事局主席,重庆

林蔚预计,在未来一年,律所的收费形式和趋势会保持不变,“因为全球疫情仍有不确定性,可能导致计时收费的比例还会有所降低。”

中豪所袁小彬亦有同感 :“ 预计未来两年经济仍将比较艰难,诉讼案件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但企业的支付能力下降,半风险收费方式的占比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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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标准:公开、清晰

而在欧美十分普遍的小时计费模式,之所以目前在中国略显“水土不服”,不少企业认为与计费标准不透明有关。 “[律所应当] 制定更合理、更科学的律师小时费率及价格体系,根据不同领域 (例如民法、刑法等)、不同服务类别 (例如诉讼、咨询等) 区分费率及计费方案,”卞革建议。

猿力教育科技法务总监贾峥认为,律所应该将“颗粒 度更细的计费标准”提供给客户。

同时,松下电器(中国)法务、合规管理中心高级总监刘蔷也认为律师“应当公开或可视化工作进程及结论的 导入”。

在法律服务过程中,律所主动公开计费标准,显然更能赢得企业的信任。“在费用支付上,也希望能够细化支付节点,明确支付依据,从而更符合企业管理的要求,”崔锐捷说。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和上海的合伙人黄永庆认为,提前预估事项预算并与客户提前分析工作内容预期,能够增加与客户法务部门及项目团队的工作默契; 而加强律师培训及知识共享,不仅为客户控制了冗余或无效时间的投入,同时也能提升律师服务的含金量。

崔锐捷,-中国船舶集团,-总法律顾问

法律科技或许能为此提供一条出路。通商所张新阳建议,律所应当“借助于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于律师实际投入的工作小时要有更精准的统计,同时对于律师服务内容的记录要更加清晰和细致”。

市场上常见的 Alpha、Elite 3E 和必智等律所管理 系统中,计时计费功能已然成为标配。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驻广州的高级合伙人全朝晖认为,积极运用法律科技,增加律所与客户间信息的对称,是一种互惠行为。

“通过法律科技,减少重复性劳动并逐步实施标准化 业务流程,不仅能够降低客户成本,也会提升律所的合规率、业务量和专业性,”全朝晖说。

随着中国境内律师事务所的综合实力、服务质量不断提升,精细化收费已成必然趋势。“近年来,尤其在泛娱乐、互联网经济等领域的专业化服务越来越精深。律师事务所服务的专业方向更为合理细分、通过内部管理优化打造某行业领域的优质律师团队将成为趋势之一,” 李璟珏说。

“针对所处行业提供的法律服务‘产品’类型也将更为丰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针对细分服务项目的更为合理、多样的计费方式,”她说。

未来,金融行业的计费标准也可能应用在法律行业中。 百胜中国首席法务官陈永坚说:“目前,整个法律服务市 场尚未采用投行风格的定价方法,即专业费用与交易价值挂钩,并只在交易完成时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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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质服务应对低价竞争

中国律师行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低价竞争愈发激烈。卓信律师事务所驻广州主任陈健斌指出,在招投标项目中,律所低价竞争的情况比较严重。

“在一些项目投标过程中甚至会出现免费服务的现象 , ”中联所周波说,“我认为这是对法律行业的不了解以及对法律服务专业性的不尊重。”

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执行副总裁栾姗观察到,2020 年低价竞争有大幅增加的趋势,并指出行业中的大型律所也参与了恶性竞争。

植德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首席战略与发展官何佳伟也看到了这一现象,并表示该所会坚持在定价上保持一定的底线。

“通过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法律服务,从整体的角度来控制预算成本,”何佳伟说,“打通客户的各个法律业务,利用本所的一体化业务优势。”

这一点对于那些项目众多的大型企业尤为有利——管理众多的外部律所,本身即是一项昂贵的支出。到头来,一些企业甚至不得不想办法减少聘用的律所数量。

道可特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主任刘光超同样认为,低价竞争没有出路。

“道可特不会参与低价竞争,”刘光超说,“ 我们有合伙人最低收费制度,譬如比例不得低于一定标准,计时收费不得低于费率的一定比例;单个项目或案件不得低于一定金额。”

而为了更好的保持与客户的粘合度,道可特所会增加一些增值服务 “ 让客户的体验感更好,获得感更强”,刘光超补充。

广信君达所全朝晖提醒 :“客户在进行并购或处理纠纷的过程中,需要全面、细致、独立的尽调,为此产生的成本支出仍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此后可能产生的违法违规成本会更高。”

竞争之势当前,广悦所王敬说:“面对挑战,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成为行业顶尖。”

实际上,企业十分乐意为优质的服务付费。恒运所黄晖说,该所近年来在维护老客户、开发新客户方面取得良好进展,收费不降反升。

新创精品所瓴德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林忠认为, 低价竞争对该所的影响不大,这是因为该所团队均为业内领先的律师,而“客户对于律师的资质和业务能力更加看重”。

“如果法律服务的价值符合我的标准,我愿意为之支付更高的价格,”美的集团大合规中心负责人李俊伟说,

“而要想更好地判断法律服务的价值,建立相互信任和长期合作是关键。”

李俊伟,-美的集团,-大合规中心负责人

陈永坚也认为低价竞争是不健康的。“ 我们不相信最低价。我们很少只根据价格来选择法律服务提供商。” 具体而言,法律服务中的哪些特质最吸引企业呢?

“精湛的专业技能、独立的法律意见、严谨的工作作风、精致的文件细节、坦诚的沟通习惯,是我们选择合作伙伴的考量因素,”李璟珏说。

陈永坚,-百胜中国,-首席法务官

君实生物医药法务经理叶培丽判断法律服务价值的标准是 :“首先,他们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同时,他们应该有非常扎实的知识,了解客户的行业背景,了解客户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不是重复书本上的内容,提供一些现成的法律建议。”

律所的竞争对手不仅有它们的同行,现如今,愈加壮大的企业法务团队也成为了律所的“竞争对手”。

刘蔷指出 :“律所要能提供可以弥补企业法务团队的缺口或者提升企业法务团队专业性等方面的帮助,比如对法律的前瞻性解读、对司法实践上的整理输出,以及协助企业内部合规管控工具的提供等,这才是我们所认可的价值所在。”

李璟珏,-华谊兄弟,-法务总监

李璟珏认为,充分竞争后的市场情况一定是品质分层,价格分层。她相信,公司客户在受 到 “挫折教育” 后,市场最终会回归理性。

“为更优质的服务支付合理匹配的价格必然会成为市场的共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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