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贸易战和全球经济的放缓,扰乱了中国对外投资的节奏。不过,这种下滑可能仅是暂时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投资重获强劲态势。范可明(Mithun Varkey)报道

国企业一直是全球投资的主要推动者。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化热潮已使中 国跻身投资最多的三个国家之列。中国在启动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 后,对外投资步伐显著加快。全球经济体无论大小,无论是属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竞相争夺中国资本。

中国投资者以其风险承受能力和执行能力而闻名,既深入高风险的前沿经济体腹地,也在国际繁华大都市光鲜的科技天堂安营扎寨。他们的涉足领域包括传统的长线基础设施和资源投资,风险较高的房地产、体育和娱乐投资,以及快速增长的高新科技领域。

ANTHONY-MCKENZIE---凯瑞奥信律师事务所---新加坡办公室管理合伙人

然而,今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经济受到重创,资金流动出现中断和逆转。与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也未能免受疫情的影响。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同时涉华贸易在欧洲和北美遭到日益严格的审查,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在世界各国的投资似乎大幅下降。

“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加之当前的经济状况,给全球交易活动踩下了刹车,无疑将在 2020年下半年及以后给中国经济带来挑战,”凯瑞奥信律师事务所新加坡办公室管理合伙人Anthony McKenzie说。

 

美国的国际律所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合伙人徐作青说,对于许多中国工业企业而言,2020 年一度无比艰难,当下仍然如此。“利润普遍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徐作青说,“2020年,我们观察到更多企业破产。行业整合将会是未来主要的解决方案。例如,更多陷入困境的小型银行将通过与大型银行合并来纾困。”

McKenzie认为,随着中国开始从危机走向复苏,并更加融入全球经济,他预计中国的投资活动将在中短期内回升。“国有和私营企业海外扩张、中国高净值人士基数不断扩大以及人民币持续自由化,在这些因素的带动下,我们见证着中国利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和百慕大群岛等离岸司法管辖区进行对外投资、参与全球经济的强烈热情,”他说。

“我们预计,金融服务、IT、教育和医疗等关键行业可能会成为驱动力量,重要的对外交 易将来自这些领域。”不过,他也提示,酒店、旅游和航空等其他行业可能需要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可能以不同于疫情前的商业形式摆脱困境。

夏礼文律师行驻香港的合伙人梁毅翔说 :“有关中国对外投资的讨论已进行了一段时间,不过,投资进展非常缓慢。”

“中国可能是首个从新冠疫情的冲击中恢复的国家,因此,当前的经济形势可能是中国企业(例如国有企业)主动接触新兴市场的最佳时机。”

不过,梁毅翔也认为,进入一个新的市场需要大量的投入和努力,这一过程往往旷日持 久。“中国凭借雄厚的财力,我们期待它的对外投资在未来几年大幅增加,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他说,“了解当地法律环境,无疑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关键因素。”

NILS-KRAUSE---欧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德国公司及并购业务主管---汉堡

欧陆雄心

欧洲大陆近来成为中国资本的主要目的地。那些看中尖端技术和成熟业务的中国大型企业纷纷去往欧洲寻找机会。不过,今年中国资本流入明显放缓。

例如,意大利一直是中国在欧洲大陆最强大的盟友之一,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持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新冠疫情导致双边贸易和投资下滑,但两国外交关系依旧稳固。

“谈及疫情对于中意两国经济关系的影响,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比起 2019 年,2020 年的前两个月中国对意大利的出口减少了18.5%,中国从意大利的进口减少了12.5%,两国贸易额减少了16.2%,”中欧国际律师事务所驻罗马的管理合伙人董丽芳说,“旅游业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

MARK-ALEXANDER-HUTH---Schulz-Noack-Bärwinkel-律师事务所(德国)---合伙人---汉堡

欧华律师事务所驻汉堡的合伙人兼德国公司及并购业务主管 Nils Krause 表示,由于国内宏观经济遭遇逆风,境外监管审查收紧,中国的对外投资自2016 年起即显示出放缓的态势。“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律所的财务稳定问题,并阻碍了2020 年上半年交易的达成,” Krause说 。

德国Schulz Noack Bärwinkel (SNB Law)律师事务所驻汉堡的合伙人Mark-Alexander Huth 补充称,全球经济放缓和新冠疫情导致的旅行限制,影响了中国的对 外投资步伐,至少在中短期内将继续如此。“因此,中国在本地区 [德国]的投资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大幅减少,” Huth说。

“中国的外汇管制,以及近期德国针对外国投资者收紧的投资限制,为可能的并购交易增加了额外负担。要预测中国在德国的对外投资金额何时能回到疫情前的水平,无异于预测天机。尽管如此,我们预计并希望到2021年下半年,投资出现可观增长。”

涂秀芳---莫纳德律师事务所(比利时)---资深律师、中国业务主管---布鲁塞尔比利时、荷兰等其他西欧市场也出现了类似趋势。“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我们确实观察到,一些打算在荷兰开设公司的客户推迟了项目,直到形势更加确定和稳定,”荷兰荷盛律师事务所驻阿姆斯特丹的中国业务主管刘雯璟说,“此外,关闭边境也是中国企业家决定放缓这一进程的重要原因。”她指出,荷兰是中国企业在欧盟的第三大投资目的地。 比利时莫纳德律师事务所布鲁塞尔办公室的资深律师兼中国业务主管涂秀芳也表示,来自中国的项目数量有所减少。不过,她补充道:“仍不断有中国企业询问在比利时投资的情况。”

不过,跌势或许只是暂时的,至少在部分市场,可能已经出现了中国投资回暖的迹象。

“尽管人们担心贸易战,但零售销售依旧强劲,”艾金· 岗波的徐作青说,“此外,尽管存在市场限制,在城市化和产业升级的推动下,房地产销售仍在增长。随着国内消费推动经济增长,预计这将为中国企业创造更多机会。”

人们期待,国内的一些积极发展和商业信心的恢复,也将给中国对外投资的困境带来缓冲效果。

梁毅翔---夏礼文律师行--合伙人---香港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在夏季的几个月里,中国的投资兴趣有所上升,”比利时Stibbe律师事务所布鲁塞尔办公室的合伙人Jan Bogaert说。“我们对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前景持积极态度。中国是第一个受到疫情冲击的国家,但它很好地应对了疫情,现在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带来的机遇,恰如时宜,”他说。“中国是第一个受到病毒冲击并第一个控制住疫情的国家,经济自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正逐步回升,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对外并 购 活 动正在恢复,”欧华的Krause说,“危机也是机遇。中国企业,尤其是财务状况相对稳定、能够获得离岸资本的私募股权投资者,可能会利用公司估值大幅下降的机会加大投资力度。作为重组的有效工具,战略投资者也可能利用并购来重塑业务重心。”

近年来,另一吸引了大量中国资本的欧洲市场是塞尔维亚。今年早些时候,投资一度呈现下跌趋势,而后即出现反弹。2019 年,中国是塞尔维亚最大的直接投资来源国。塞尔维亚 Kopilovic & Kopilovic 律师事务所驻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管理合伙人Ivana Kopilovic说,去年,中国公司宣布了16个新项目,投资总额达6.25亿美元。 “最初, 全球疫情减缓了上述项目的进展,” 她说,“不过,情况也迅速好转,因此项目相关活动继续加速进行,同时预计还将出现许多新项目。”

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兴趣主要来自尖端技术、先进制造业和其他战略资产,以及消费产品和医疗保健行业。“中国企业的投资兴趣在于,面向消费者的服务、互联网公司以及医疗、教育、旅游和休闲行业,”艾金·岗波 的徐作青说,“中国政府积极鼓励投资的行业包括人工智能、制造业和物联网、生物科技和先进材料。”董丽芳介绍,尽管国际贸易由于限制性防疫措施的存 在,不可避免地出现萎缩,但中国对意大利的投资并没有停止。“比如,今年 6 月,中国大型汽车集团一汽承诺 投 资 1 0 亿 欧 元(约11.7亿美元),在意大利[北部]的‘汽车之家’(Motor Valley)建立一个电动车创新中心。”除了消 费和高科技行业外,中国资本对当地的物流和房地产行业也很感兴趣。“

徐作青---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美国)---合伙人---北京

中国企业对在比利时建立物流中心非常感兴趣,尤其是阿里巴巴-菜鸟电子平台建立后,在列日机场(Liege airport)周围建立物流中心,” 莫纳德的涂秀芳说,“中国公司也热衷于投资比利时的高科技、制药、化工和基础设施行业,即比利时的传统优势行业。”

Stibbe 律师事务所的 Bogaert 还指出,中国还对比 利时的物流资产以及“房地产、汽车、制药、科技和清洁 技术”感兴趣。

SNB Law律师事务所的Huth说,律所“最近注意到中国投资者对房地产项目的兴趣有所增加”。 他表示:“在全球经济不稳定/不确定的时期,房地产被视为保 障资产的 ‘混凝土黄金’,这一印象似乎不仅在德国广泛存在,在中国私人投资者中也是如此。”

Krause说,在中央政府推动产业升级的持续努力下,“中国企业对德国尖端技术和先进制造以及其他战略资产的需求一如既往地强劲。”塞尔维亚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已成功引来了中国投资,如今,中国对该国的“IT 行业、区块链技术、电 子、人工智能、数字监控和生物技术”也产生了投资兴趣, Kopilovic表示。

尖端迦南

中国对高科技投资的需求在以色列或许最为明显。以色列 Shibolet 律师事务所驻特拉维夫的合伙人兼中国业务主管 Omer Ben-Zvi说:“在某种意义上,以色列从中美贸易战中是获益的,尤其是其高科技产业。贸易战爆发后,中国投资者开始为科技投资及相关贸易活动寻找替代市场。以色列作为‘第二个硅谷’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尽管交易有所放缓,但是“,自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我们开始收到一些知名中国企业的问询,他们想了解若是近期在以色列设立实体,与之相关的一些法律和监管概况,” Ben-Zvi说。
OMER-BEN-ZVI---Shibolet律师事务所(以色列)---合伙人、中国业务主管特---拉维夫

以色列 Meitar Law Offices 律师事务所驻特拉维夫的合伙人兼中国业务主管 Yoav Sade 补充道“实际上,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看到投资和并购方面的兴趣都在增加。在以色列,中国企业主要对高科技领域进行少数股权投资(既有战略投资,也有金融投资)感兴趣,亦对参与基础设施和建筑项目投资显示出兴趣。”

Ben-Zvi说,在高科技领域,中国公司最感兴趣的是生命科学、农业和食品科技、水科技、半导体以及汽车科技。

中土胜境

中亚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新兴主题。该地区仍然是“一带一路”倡议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中亚和中国企业之间的投资与合作稳步增长。《商法》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具体报告请参见2020年7/8双月刊《艰难之路,唯勇者行》),哈萨克斯坦是中国律所开设海外分所的第三大热门目的地,仅次于香港和美国。

“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数据,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总额排名第四,是哈萨克斯坦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之一,”哈萨克斯坦 Unicase Law Firm律师事务所驻阿拉木图的管理合伙人Saniya Perzadayeva指出。

SANIYA-PERZADAYEVA---Unicase-Law律师事务所-(哈萨克斯坦)---管理合伙人---阿拉木图

荷兰律所荷盛的刘雯璟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尽管对西欧的整体投资已经放缓,中国借路荷兰来投资中亚的情况却有所增加。“我们注意到,通过荷兰来投资中亚的中国对外投资有所增长,已经在欧洲开展业务的中国企业,其业务扩张也呈现持续增长趋势,”她说。

哈萨克斯坦AEQUITAS律师事务所驻阿拉木图的合伙人兼并购业务主管 Yelena Manayenko 说,由于疫情及哈萨克斯坦政府出台的限制和禁令,投资者在哈萨克斯坦面临着经济放缓的态势,尽管如此,“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市场的活跃程度逐年提高”。

Perzadayeva 还指出,疫情重创了哈萨克斯坦。“运输和物流业、旅游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服务业以及商品出口遭受的损失最大,”她说,“尽管如此,‘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一些项目仍在实施中,但是项目进程明显放缓或暂停了一段时间。不过,先前为中亚重要项目订购的设备已经装运,相应的建设工作亦如常进行,例如哈萨克斯坦Atyrau地区一家生产聚丙烯的工厂。” “我们认为,新冠疫情导致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放缓,只是暂时情况,疫情结束后应该会恢复。” 塔吉克斯坦是另一个有中国大量投资的中亚国家,该地区中国投资放缓的趋势似乎已经扭转。

塔吉克斯坦Centil Law Firm律师事务所驻首府杜尚别的资深律师Alisher Hoshimov说:“我们看到,中国在塔吉克斯坦的投资并未受到任何影响,无论是来自全球经济活动放缓、疫情爆发,还是贸易战。”

“总体来看,中国对塔投资逐年增加,主要是对当地企业或项目的直接投资,以及基础设施项目的中国国家贷款。”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投资重点仍主要集中在能源、资源和基础设施领域。“从历史上看,哈萨克斯坦最吸引中国投资者的行业是: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石油和天然气)、采矿、运 输和仓储、金融、建筑以及制造业,”Perzadayeva说。

刘雯璟---荷盛律师事务所(荷兰)---中国业务主管---阿姆斯特丹

延续非洲纽带

对资源的巨大需求及实施项目的能力,一直是中国涉足非洲的关键驱动力。中国投资者进入非洲已有很长时间,往后亦将继续保持其非洲大陆最大外国投资来源国 一的地位。

“中国利用抗击非洲疫情的斗争来促进其业务,”喀麦隆NFM Avocats Associes律师事务所驻杜阿拉的合伙人Hyacinthe Fansi说,“对于那些向非洲国家捐赠大量物资的中国企业而言,这次疫情乃是天赐良机。中国在喀麦隆和中非地区的投资呈指数级增长。”

南非Bowmans律师事务所驻约翰内斯堡的并购业务联席主管Charles Douglas 认为,地缘政治将影响到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欧盟和美国都在争夺对非洲大陆的影响力,这可能有利于非洲经济发展。”

他补充称:“尽管大宗商品需求有所下降,疫情也造成了干扰,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仍将继续。”

Bowmans约翰内斯堡办公室的合伙人David Anderson说,在南非,涉及中国的业务“遍布并购、银行和金融、竞争和诉讼等业务领域。最受关注的行业包括采矿、运输和物流。”

Fansi补充说,“ 除了主要的基础设施项目(能源、医疗、道路等),从零售、工厂、农业到采掘业,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家也在该地区[中亚]的各行各业开展业务。”

摩洛哥是另一个中国有意向投资而行业并不局限于资源的非洲国家。“最能体现中摩关 系的重要项目是丹吉尔科技城,它也被称为穆罕默德六世科技城,”摩洛哥Kettani律师事务所驻卡萨布兰卡的创始合伙人Azzedine Kettani说。

“这一智慧城市项目将在未来10年内分三个阶段建成,旨在成为丹吉尔地区通往欧洲的门户。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国路桥集团与摩洛哥的BMCE银行签署合作备忘录后,项目已开工建设,”Kettani说。

拉美风起

酝酿期较长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不太易受到市场、国际政治甚至全球流行病的影响。专注于此类长期项目,正是中国在南美尤其是巴西投资战略成功之处。

巴西 Pinheiro Neto Advogados 律师事务所驻圣保罗的合伙人兼亚洲业务主管大野友香(Yuka Ono) 表示,中国在巴西的投资大多集中在基础设施、能源、技术和私有化领域的长期项目上。“尽管目前的情况导致 新项目数量普遍减少,从而影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但当下仍有投资机会,”大野友香说。

“这样一来,尽管疫情仍在持续,中美贸易战亦产生了连锁反应,但到目前为止,巴西在 2020年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还是有积极的表现,”Pinheiro Neto Advogados律师事务所驻圣保罗的助理律师卢洁仪说。

“根据巴西央行提供的信息,2019 年,中国首次成为巴西十大直接投资国之一。这些投资大多可归类为绿地和 / 或并购业务。”

巴西Franceschini e Miranda Advogados律师事务所驻圣保罗的合伙人Jose Franceschini说:“在我看来,当下的环境对资本充足或拥有中长期战略资金的公司非常有利。我确信,贸易战可能会给重要经济区域的全新发展道路和投资带来有利机会。”

JOSÉ-FRANCESCHIN----Franceschini-e-Miranda-Advogados律师事务所(巴西)---合伙人---圣保罗

智利是中国在拉美的另一个主要市场。“智利一直是一个中国视为友好贸易伙伴的法域,” Cariola Diez Perez Cotapos律师事务所驻智利首府圣地亚哥的合伙人Sergio Diez说。

“我记得,中国在拉丁美洲签署的首个自由贸易协定即是与智利。由于当前的危机,收购公司的成本更低,这显然将成为中国投资者的机会,”他说。

然而,来自智利 BDO Chile律师事务所驻圣地亚哥的中国业务主管Mauricio Benitez Cordova 表示, 中国在智利的外国投资已经放缓。“去年智利发生了一场大型暴动,导致原定于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暂停,”Cordova 说。2019 年峰会的取消阻碍了中国对智利的潜在投资,雪上加霜的是,“新冠疫情的到来更无助于本地商业格局的恢复,”他说。

Cordova说,在智利,最具投资活力的行业是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金融科技和数字转型以及农业综合企业。Diez 则补充称,采矿、基础设施、水产养殖和能源等传统行业也很受欢迎。

除了基础设施和能源外,农业和肉类产品是吸引中国在巴西投资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据我观察,贸易战反倒加固了中国和巴西之间的贸易关系,特别是在农产品和肉类产品领域,”Franceschini说,“2018年,肉类行业可能获得了约7.5亿美元的投资,而农业方面的投资约为73亿美元。”

东南亚近邻

在东南亚,“一带一路 ” 倡议是中国投资的主要推动力。虽然大量投资存在于基础设施、物流和能源等倡议的关键领域,但对于扶植当地初创公司、新兴科技和电子商务企业,中国投资者的兴趣也在不断上升。

东南亚仍是中国在亚洲投资的焦点,然而今年以来,该地区的投资趋势喜忧参半。

尽管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印尼受到中国投资者的热捧,但一系列原因阻碍了对马来西亚的投资。去年前九个月,中国对马来西亚的投资下降了50%,从马来西亚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降至第三位。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又下降了一位,成为马来西亚第四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

“大量投资涌入了多种行业,”印尼ABNR律师事务所驻雅加达的合伙人Giffy Pardede 说。

“在能源和矿业领域,出现了对矿物加工业的投资。在中国各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支持下,多家中国冶金企业正专注于在印尼相对欠发达的东部地区发展冶炼厂,”Pardede说。

“律所也观察到,中国各大的航运和分销公司对印尼产生了兴趣,尤其是那些想要壮大中国现有电商市场的公司,比如京东和中资的本地公司Bukalapak,”他说。

GIFFY-PARDEDE---ABNR律师事务所(印尼)---合伙人---雅加达

“对腾讯和字节跳动等中国企业来说,本地的在线游 戏和社交媒体平台也非常重要。考虑到印尼的互联网渗 透率增长速度,这并不令人意外。印尼是东南亚地区互联网渗透率最高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第四多的国家。因此,印尼是中国大陆以外最大的在线游戏、社交媒体 和电子商务平台市场。”

马来西亚思纪龄律师事务所驻吉隆坡的合伙人郑芳 君则没有那么乐观。“由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加之马来西亚政治局势某种程度的影响,中国投资大幅下降,”郑芳君说,“ 我们认为,在短期内,中国对该地区 (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跨境业务和投资将继续呈下降趋势。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马来西亚Rahmat Lim & Partners律师事务所驻吉隆坡的合伙人何薇溧则更为乐观。“我所在的地区,中国企业势头依旧很旺,本季度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有所增加,”何薇溧说,“总体而言,投资兴趣遍布各行各业,我接触或参与过的行业则包括房地产、建筑、物流、采矿、制造和教育。”

何薇溧---RAHMAT-LIM&-PARTNERS律师事务所(马来西亚)---合伙人---吉隆坡

郑芳君指出,马来西亚政府于2020年1月20日开启了中资特别通道,该举措由吉隆坡投资促进局(InvestKL)牵头,旨在促进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举措,自2020年8月起,由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牵头。“政府希望通过这一渠道从中国获得至少50亿马来西亚元(合12亿美元)的投资,”她说,“虽然短期内新增大型项目不太可能,但相对较大的项目和并购数量可能会继续增加。马来西亚的先进制造业被认为是中国企业最感兴趣的领域。”基础设施、建筑、电子商务、物流和 TMT(科技、媒体和通讯)也是吸引中国企业的几大行业。

越南作为最热门的投资目的地之一,成功抵御了新冠疫情,正等待着大量中国投资进场。“将会有更大一波的中国投资浪潮涌入越南,”JLPW Vinh An Legal律师事务所驻胡志明市的合伙人阮富宝智说。

越南商会的数据显示,以注册投资资本总额计,中国以17亿美元排名第三,占2020年前7个月投资越南总额的9%。阮富宝智介绍,在新项目方面,中国以237个项目排名第二。“中国企业正在扩建其在越工厂,”他说,“中国投资者并没有放缓业务,而是在能源领域收购当地企业,并在越南建立子公司开展制造业务,从而充分利用越南同各国签署的17个以上的自由贸易协定。为了赶上外国投资者的浪潮,中国对越南其他行业的投资亦逐步跟进。”

郑芳君---思纪龄律师事务所(马来西亚)---合伙人---吉隆坡

安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平稳的经济增长、充足的劳动力、有利的政策环境以及越南与主要经济体达成的大量自由贸易协定,令越南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不过,在CMLV(柬埔寨、缅甸、老挝和越南)地区,越南并非孤例,其他地区经济体也继续受到中国投资者的青睐。

“虽然传统的并购活动明显减少,但我们开始看到,中国对东南亚的投资正在逐渐复苏,”柬埔寨DFDL律师事务所驻金边的合伙人兼中国业务主管赵汝彬说。“为了避开美国对中国制造的商品征收关税、收购‘一带一路’资产,中国投资者重新将业务转移到本地区,或在当地建立设施,特别是在越南、柬埔寨和缅甸,”他说。

“复苏的步伐比预期的要慢,因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出现回落,加之与新冠疫情相关的不确定性,中国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越ZICO Law律师事务所驻老挝的管理合伙人David Aristotle也赞同这一观点。“我们观察到,中国在老挝的基础设施建设、采矿和能源领域等重大项目的投资继续得到巩固,不过,与疫情爆发前相比,步伐有所放缓,”Aristotle说。

“我们还看到,新增投资也在放缓,项目和融资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完成”他说,“采矿(黄金)、银行、金融科技相关行业存在投资意向。”

DFDL的赵汝彬观察到,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力行业的投资浓厚兴趣,其次是制造业、金融服务和房地产。“此外,围绕商业合同的争议解决业务激增,合同的调整、雇员权利和雇主义务相关的问询亦急剧增加,还有一些与债务再融资有关的潜在问询,”他说。

赵汝彬---DFDL律师事务所(柬埔寨)---合伙人-、中国业务主管---金边

 

南亚友邦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势下,最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对南亚和中东地区投资兴趣飙升。也许除了巴基斯坦之外,这一区域在过去从来就不是中国投资者最青睐的投资目的地。不过,很明显,中国正逐渐将重心向该地区转移。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南亚,尤其是孟加拉国的业务大幅增长,”孟加拉国Doulah&Doulah律师事务所驻首府达卡的合伙人NasirudDoulah说,“尽管与东盟地区相比,增长仍落后于预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文化差异、对当地投资缺乏政府支持以及监管制度缺位导致的。”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对中国在孟加拉国的投资影响巨大。不过,从下半年开始,影响似乎有所减弱,”Doulah说,“迄今为止,我们发现,中国投资者对于基础设施和建筑行业的投资和拿到建造合同都非常感兴趣。虽然对服务业的兴趣似乎很低,但中国投资者对成衣、皮革和制药行业尤其感兴趣。”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则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国投资者的青睐。Kabraji & Talibuddin律师事务所驻卡拉奇市的合伙人Maheen Faruqui说,中国已承诺签署中巴经济走廊(CPEC)框架下的几个项目,该走廊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冠疫情对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包括旅行限制,以及由于政府宣布全国范围的封锁导致项目无法获得当地劳动力,”Faruqui说,“因此,中巴经济走廊项目面临着相当程度的延误和成本上升的情况。疫情还推迟了巴基斯坦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下建立‘经济特区’的计划。”

南到斯里兰卡,当地律所DL&F De Saram律师事务所驻首府科伦坡的高级合伙人Savantha De Saram表示,由于近期的政府更迭以及“当地领导层与北京高度一致”,中国投资势将增加。

“中国资本是斯里兰卡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贡献者,大量私人投资让中国企业在当地市场获得了主导地位,”De Saram说,他还补充称,政府处理疫情的高效手段将吸引更多投资。

“由于中国政府和企业开始向斯里兰卡捐赠口罩、个人防护装备和检测包,此次疫情很可能会给斯里兰卡和中国投资者带来巨大的互惠效应,”他说,“此外,中国还应斯里兰卡的请求向其提供了5亿美元的优惠贷款,以助其抗击疫情。”

“持续的援助让中国看起来如同斯里兰卡的患难之交,加之他们在应对疫情时提供的帮助,令斯里兰卡社会的许多人不再将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视为本国主权的妥协,而是一双于本国经济动荡时期伸出的援手。”

De Saram说,两国正着手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自2014年就开始谈判。

SAVANTHA-DE-SARAM---DL&F-De-Saram律师事务所(斯里兰卡)---高级合伙人---科伦坡

尼泊尔的中国投资情况亦十分相似。“根据工业部提供的数据,过去三个财政年度(2016年至2018年)中,中国一直是尼泊尔最大的投资国,”尼泊尔首府加德满都Pioneer Law Associates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Anup Upreti说,“根据财政部的经济调查,直到上一财年的第三季度,几乎44%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自中国。”

Upreti说,尼泊尔是一个未经开发的自然资源宝库,中国投资大多集中在能源行业。“不过,也出现了中国投资领域向采矿相关行业、建筑业和林业等行业转向的趋势,”他说。

“在习近平主席 2019 年历史性访问期间,两国政府签署了互联互通、安全、边境管理、贸易、旅游和教育领域的两项协议,两国政府间的关系有望进一步发展。”

“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尼泊尔能多快从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中恢复过来。在‘去全球化’之风愈加盛行的背景下,这也将取决于投资来源地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待解迷局

虽然中国经济从疫情中迅速复苏,在扩大全球业务和投资方面占得先机,但有些当务之急投资者必须面对。与监管、政治、物流和文化相关的挑战四面出击,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变得愈加困难。

“中国投资者在德国面临持续收紧的外国投资监管制度,”欧华律师事务所的Krause说,“对于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和事关国家安全的IT产品的投资,德国政府的审查范围已然拓宽,以往购买德国目标公司投票权25%才会触发审查的投资,现在10%即需要审查。”

“除了监管审查外,备受瞩目的中国海外投资还面临着政治化的风险,”他说,“正如最近对某些中国科技公司的封锁一样,在商业利益让位于战略形势和地缘政治考量的背景下,投资受到的政治干预会越来越多。”

比利时尽管没有这样的国家安全审查,但是莫纳德律师事务所的涂秀芳说,“投资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合规运营,如欧盟数据保护条例、税收和劳动法相关的合规性。”

荷盛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Stan Robbers指出了来自文化和习俗差异的挑战。“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如何建立一个管理模式(包括对当地的员工、经销商、客户的管理),是中国企业在荷兰面临的主要挑战,”他说。

“有些公司将他们在其他司法管辖区(主要是中国)使用的管理模式直接应用在荷兰的经营实体上。模板合同的使用也有这种的情况。然而,这样做可能会带来麻烦,因为一仍旧贯的做法通常并不适合荷兰,不仅是法律制度,还有文化和实施方面的问题。”

夏礼文律师行驻香港的合伙人张永良说,资本积累规模可观的中国企业,正在积极寻找海外并购的机会。

“相当多中小型私营公司坐拥大量的资金储备,”张永良说,“然而,海外并购存在两个突出问题——如果目标企业在美国运营,或者受美国政府贸易限制,项目可能会被搁置,同时,对外投资和支付方面来自中国政府的监管也有所加强。”

凯瑞奥信律师事务所的Mc Kenzie也认同,中国国内的监管环境是影响其对外投资模式的关键因素。“中国投资者对海外资产的拟议对外投资,需要遵守中国当局的各种审批、备案和报告要求,”他说,“外汇的管制政策和可用性将会影响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并继续影响中国投资者竞购海外资产的能力。”

MeitarLawOffices律师事务所的 Sade 和 Shibolet律师事务所的Ben-Zvi都表示,要投资以色列,中国当局的审批也是一大挑战。“中国投资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获得中国当局对投资交易和资金转移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批准,”Sade说,“由于中国投资者正在竞标拥有颠覆性技术的以色列目标公司,而这些公司本身已有其他可替代的资金来源(美国、欧洲和以色列),所以中国投资者需要让以色列目标公司相信,他们既有诚意,亦有达成交易的能力。”

Ben-Zvi补充道:“受政府对外直接投资监管的中国企业,有时会直接终止一项已经谈判颇久的交易。”他说,商业文化和语言上的不同也是挑战,只有那些长期与双方合作的中间人才能弥合这种差距。

从南美、中亚到东欧,文化问题是其他法域最经常提到的挑战。一些国家还存在其他地方性的问题。例如,Pinheiro Neto Advogados律师事务所的卢洁仪介绍,投资巴西的一大挑战在于,法律制度的不同、税收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当地大量的劳工索赔和复杂的规则。在东南亚和南亚,文化方面的挑战和语言障碍是一大问题,地缘政治问题则令情况更加棘手。

DFDL律师事务所的赵汝彬说,挑战包括“南海的紧张局势、人力资源方面的挑战、文化差异和[东道国政府]的治理不善”。地方监管和官僚体制的阻碍,也是投资前沿市场时要面临的问题。

在应对所有这些挑战时,中欧国际律师事务所驻罗马的董丽芳说,“重要的是,要依靠一支有能力的国际团队,来解决与中国境外投资保护相关的技术性和复杂的问题。”

中国投资者可以依赖本土专业人士和专业律所提供可靠的法律建议,不过,应对这些系统性挑战的关键在于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法律团队,为跨国客户提供最优质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