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企业面对严峻挑战的反应显示出了相当大的耐受力,无论是贸易战还是新冠疫情;市场继续为国际律所提供大量机会,但也带来了独特的困难。保持领先的关键在于耐心、警觉、灵活和不断进化。范可明(Mithun Varkey)报道

几十年,中国增长神话的动力来自其吸引规模空前的外资之能力。中国已成为国际上最大的投资者之一,不过它仍然是全球投资的热点地区,特别是在制造业和科技行业。

然而,过去几年,不断上升的成本、贸易战和现在的新冠疫情等诸多问题,对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能力带来了压力,它也不再是最佳投资场所。中国对此的反应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兑现自己向世界开放的承诺,出台了多项立法,让外国企业能更自由地进入市场。

从新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优化的知识产权框架到全新的《民法典》,中国的回应由一系列措施组成,将使投资中国变得更容易、更具吸引力。

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也不乏挑战: 近期,很多国际律所撤出中国。继奥睿律师事务所和Osborne Clarke律师事务所撤出香港后,博问律师事务所、罗夏信律师事务所和文森艾尔斯律师事务所也于今年早些时候撤出中国,而它们不过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几个而已。但是,也有其他一些国际律所增加了在中国的投入。例如,今年二月,“魔圈”律所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与上海朗悦律师事务所合作成立的联营律所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开业。

新冠疫情的最终影响尚有待观察。尽管中国似乎已控制了传播态势,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仍处受疫情困扰,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投资而言,不是个好兆头。

香港的近律师行合伙人张国杰对中国的前景表示谨慎乐观。“由于经济下行,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似乎增多,”他说,“尽管我们收到了很多对中国相关业务的询问,但是客户通常更在意节约成本。因此,市场竞争现在更加激烈,我们不得不经常与他们就费用讨价还价。”

其礼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合伙人兼亚洲区执行董事张逸伟指出,“对与中国有关的业务,我们仍然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中国的企业现已回归正轨,业务活动开始回升。在我们所专注的保险、海运和贸易等行业,咨询和争议解决业务事实上全年都在小幅上升。”

离岸律所康德明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兼香港办公室负责人白基诺 (Christopher Bickley)说,其律所观察到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和筹资兴趣都在下降。“这种趋势几年前就开始了,但因与美国的贸易战而加剧,”他说,“最终结果体现在中国公司采取了将精力放在亚洲和与中国较近的其他市场的战略上,”

“我们对与中国有关的业务的看法相当乐观。据说,中国可能是最早从新冠危机中恢复的经济体之一。随着 经济的恢复,在中国的企业将继续考虑筹集资金支撑其增长战略。”

张逸伟---其礼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亚洲区执行董事---上海

欧华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中国联席管理合伙人陈承元说,新冠疫情对律所中国业务的影响极小。“当然,我们律所也未能避免经济放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全球外部因素的影响,” 陈承元说,“但是,一直以来,我们投入了时间和精力发展与中国和国际客户的长期战略关系……在经济不确定的时期,这些都对我们非常有利。”

他表示,尽管新建项目减少,但是律所的许多业务比以往更强。“尤其是重组以及破产业务大幅度上升,并为中国国航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参与国泰航空备受瞩目的 390 亿港元 (50亿美元)资本重组计划提供咨询。我们的金融和公司业务也表现良好。”

斐石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管理合伙人周照锋称,律所的中国国内业务受到了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新冠疫情爆发后,许多正在进行的项目暂停,”他说,“我们的中国客户将付款周期延长了六个月以上。外国客户尽可能中止或推迟了正在中国开展的业务。”不过,他补充称,贸易战“对我们的影响并不严重”。

香港何韦鲍律师行的合伙人兼中国业务联席负责人何百全说,今年上半年,由于人们因封城无法出行,新冠疫情对律所的公司业务确实有一定影响。“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几个月公司业务恢复良好,有关的询问也越来越多,”何百全说,“我们看到希望进行并购和资本市场交易的中国企业越来越活跃,相关的询问也增加了。”

夏礼文律师行驻新加坡的全球高级合伙人Richard Crump说,“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来香港上市的兴趣并未明显减少。可能所有客户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这些影响有些是有利的,有些则是不利的。无论潜在的政治局势如何,我们的职责都是协助客户的业务继续进行。”

传统的交易业务部门可能受到严重冲击,但对服务中国企业的律所而言,也开启了其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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