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企业面对严峻挑战的反应显示出了相当大的耐受力,无论是贸易战还是新冠疫情;市场继续为国际律所提供大量机会,但也带来了独特的困难。保持领先的关键在于耐心、警觉、灵活和不断进化。范可明(Mithun Varkey)报道

几十年,中国增长神话的动力来自其吸引规模空前的外资之能力。中国已成为国际上最大的投资者之一,不过它仍然是全球投资的热点地区,特别是在制造业和科技行业。

然而,过去几年,不断上升的成本、贸易战和现在的新冠疫情等诸多问题,对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能力带来了压力,它也不再是最佳投资场所。中国对此的反应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兑现自己向世界开放的承诺,出台了多项立法,让外国企业能更自由地进入市场。

从新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优化的知识产权框架到全新的《民法典》,中国的回应由一系列措施组成,将使投资中国变得更容易、更具吸引力。

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也不乏挑战: 近期,很多国际律所已退出中国。继奥睿律师事务所和Osborne Clarke律师事务所退出香港后,博问律师事务所、罗夏信律师事务所和文森艾尔斯律师事务所也于今年早些时候退出中国,而它们不过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几个而已。但是,也有其他一些国际律所增加了在中国的投入。例如,今年二月,“魔圈”律所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与上海朗悦律师事务所合作成立的联营律所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开业。

新冠疫情的最终影响尚有待观察。尽管中国似乎已控制了传播态势,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仍处受疫情困扰,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投资而言,不是个好兆头。

香港的近律师行合伙人张国杰对中国的前景表示谨慎乐观。“由于经济下行,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似乎增多,”他说,“尽管我们收到了很多对中国相关业务的询问,但是客户通常更在意节约成本。因此,市场竞争现在更加激烈,我们不得不经常与他们就费用讨价还价。”

其礼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合伙人兼亚洲区执行董事张逸伟指出,“对与中国有关的业务,我们仍然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中国的企业现已回归正轨,业务活动开始回升。在我们所专注的保险、海运和贸易等行业,咨询和争议解决业务事实上全年都在小幅上升。”

离岸律所康德明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兼香港办公室负责人白基诺 (Christopher Bickley)说,他的律所观察到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和筹资兴趣都在下降。“这种趋势几年前就开始了,但因与美国的贸易战而加剧,”他说,“最终结果体现在中国公司采取了将精力放在亚洲和与中国较近的其他市场的战略上。”

“我们对与中国有关的业务的看法相当乐观。据说,中国可能是最早从新冠危机中恢复的经济体之一。随着 经济的恢复,在中国的企业将继续考虑筹集资金支撑其增长战略。”

张逸伟---其礼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亚洲区执行董事---上海

欧华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中国联席管理合伙人陈承元说,新冠疫情对律所中国业务的影响极小。“当然,我们律所也未能避免经济放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全球外部因素的影响,” 陈承元说,“但是,一直以来,我们投入了时间和精力发展与中国和国际客户的长期战略关系……在经济不确定的时期,这些都对我们非常有利。”

他表示,尽管新建项目减少,但是律所的许多业务比以往更强。“尤其是重组以及破产业务大幅度上升,并为中国国航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参与国泰航空备受瞩目的 390 亿港元 (50亿美元)资本重组计划提供咨询。我们的金融和公司业务也表现良好。”

斐石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管理合伙人周照锋称,律所的中国国内业务受到了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新冠疫情爆发后,许多正在进行的项目暂停,”他说,“我们的中国客户将付款周期延长了六个月以上。外国客户尽可能中止或推迟了正在中国开展的业务。”不过,他补充称,贸易战“对我们的影响并不严重”。

香港何韦鲍律师行的合伙人兼中国业务联席负责人何百全说,今年上半年,由于人们因封城无法出行,新冠疫情对律所的公司业务确实有一定影响。“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几个月公司业务恢复良好,有关的询问也越来越多,”何百全说,“我们看到希望进行并购和资本市场交易的中国企业越来越活跃,相关的询问也增加了。”

夏礼文律师行驻新加坡的全球高级合伙人Richard Crump说,“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来香港上市的兴趣并未明显减少。可能所有客户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这些影响有些是有利的,有些则是不利的。无论潜在的政治局势如何,我们的职责都是协助客户的业务继续进行。”

传统的交易业务部门可能受到严重冲击,但对服务中国企业的律所而言,也开启了其他道路。

何百全---何韦鲍律师行---合伙人、中国业务联席负责人---香港

CMS中国驻上海的管理合伙人邬丽福 (Ulrike Glueck)说,跨境并购活动以及一般的跨境贸易受到严重影响。“新冠疫情也影响了我们的业务,”她说,“但是,由于我们拥有庞大的客户群体,常规公司业务仍然不错,我们在一些专业领域如劳动法和合规方面依然实力雄厚。即使在危机最严峻的时期,我们仍然干得不错。”

“7月份开始,业务就在回升,新的委托也增加了,”她补充道。

邬丽福---CMS中国---管理合伙人---上海

西盟斯律师事务所驻香港和上海的合伙人陈子熊指出,由于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战的继续,在交易方面,律所与中国有关的业务有所放缓。“关键原因在于‘估值鸿沟’,买方希望新冠疫情会让价格缩水,而卖方却对此有所抵触;此外,买方不愿意在无法出差当面交流的情况下完成交易,”他说。

“随着新冠疫情经济影响的显现,我们最终会看到更多违约,同时不良资产的并购和特殊情况投资方面的活动也会因违约而增加。上述情形目前其实尚未出现,但今后预计会出现一波此类活动。”

陈子熊---西盟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香港和上海

高锐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的中国主管合伙人刘真表示,在2020年早些时候,由于投资者在评估新冠疫情如何影响企业的同时对投资决策变得更加谨慎,律所观察到投资趋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缓。“我们与中国有关的业务的交易流和正在酝酿的交易一直都很强劲,”她补充道。

驻香港的普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杜沛礼 (Neil Torpey)说:“尽管中国的GDP增长率近期有所放缓,中国仍然有效应对了新冠疫情,其商业也继续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

“中国的成长型公司继续需要获得资本并进入成熟的资本市场,而且它们从事的并购、私募股权和其他投资活动的金额非常大;位于中国的公司和其交易伙伴为普衡带来了相当多的业务。我们认为自己与中国有关的业务今后将拥有非常光明的未来。”

谨慎意见

尽管市场从业者对中国企业今年从挫折中恢复的能力抱有强烈的乐观态度,但挑战也不容忽视。新冠疫情继续困扰着全球,全球经济前景黯淡,贸易战仍在继续,监管带来的挑战,这一切都加重了市场的恐惧。

“关键问题是,秋冬会不会再来一波新冠疫情,”CMS中国的邬丽福说,“如果不会,我们确信2021年我们的业务将回归正常。另外,我们已经看到劳动法咨询和重组咨询的需求有所增加。”

西盟斯律师事务所的陈子熊指出,主要的挑战在于,买方继续受到旅行限制“。无论是想对外直接投资(ODI)的中国人,还是想进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外国人,都希望与目标公司管理层面对面直接交流;仅仅通过远程会议,很难让人放心,”陈子熊说。

“我们不得不进行调整,将很多业务转到线上进行,并加强中国团队与中国以外的团队之间的合作。此外,由于目前属于买方市场,律所为争夺业务不得不进行激烈的价格竞争,于是就变成了一场谁价格低谁中标的战争。”

其礼律师事务所的张逸伟说,新冠疫情在许多海外市场仍很严峻,导致中国客户的境外投资和活动更加具有挑战性。

总部设在香港的林朱律师事务所(安永全球网络成员律所)管理合伙人朱静文指出,由于东道国外资审查造成的潜在障碍,她中国客户的海外投资不再十分活跃。

“我们的咨询意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户的业务战略,”朱静文说,“有些客户仍然很重视中国大陆市场,将其视为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并调整战略以将更多资源投入其中。再者,东道国法律法规的潜在变更,甚至东道国对中资公司实施的制裁和禁令则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

朱静文---林朱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香港

邬丽福表示,对于中国客户,下列原因导致了目前的海外投资困难:“中国流动性供给下降;新冠疫情在一些海外国家来势汹汹;政治格局不断变化,对中国投资日益审慎。”

高锐律师事务所的刘真称,中国的对外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各国政府实施的外国直接投资限制。“他们应该考察审查强化和交易周期可能变长所带来的风险,以及投资目标的业务是否易于受新冠疫情或贸易战的影响,”她说,“最后,他们还需要分析是否存在适用于其经营活动/投资的出口管制措施。”

何韦鲍律师行的何百全说,准备投资海外的中国客户应当更加清楚完成交易所需的时间,特别是取得相关批准所需的时间,因为很多国家由于新冠疫情尚未完全恢复正常运转。“另外,由于中美贸易战,可能要克服更多监管障碍,”何百全说,“重要的是,交易之前进行精心筹划,以应对始料未及的障碍。”

以大胆下注海外投资而闻名的中国企业可能因疫情而放缓了投资步伐,同时海外对中国的投资也面临着障碍。“对于在亚洲的经营活动已集中于中国的外国公司,多元化是关键,”何百全说,“对于在中国有投资或经营活动的外国公司,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可能增加其在中国做生意的成本和风险。它们的部分经营活动可能会转到东盟等其他国家。”

张逸伟表示,由于地缘政治因素,以及疫情造成资金压力而引起保留现金的需要,他观察到国际客户正在对中国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邬丽福补充称,由于母国就疫情采取的封城措施对在华外资公司的资金流动性造成了不利影响,它们也面临困境。“部分公司在母国苦苦挣扎,既无欲望亦无资金进行新的投资,”她说,“进行跨境贸易、甚至经营它们在中国的现有投资,仍然受到了公司人员缺少出差机会、签证限制以及隔离要求的影响。”

刘真---高锐律师事务所---中国主管合伙人---北京

康德明律师事务所的白基诺还谈到了与新冠疫情紧密相关的实际问题所导致的挑战,指出这些挑战不仅适用于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也适用于在中国大陆之外开展经营活动的中国公司。“保持社交距离和旅行限制影响了每个人与他人交流的能力,”他说。

“Zoom和其他技术帮助弥补了这一缺陷。这让人非常期待,世界恢复正常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取代面对面的会议。从公司治理角度,必须确保客户的章程文件尽可能保持更新,以保证必要时能够在线上举行董事会会议和股东会议。”

林朱律师事务所的朱静文说,在中国经营业务的外国公司担心中美摩擦会造成业务中断或(至少)带来不确定性。“但是,由于中国最早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我们的大多数客户对经济充满信心,”她说。

“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通过资源的‘内循环’加强国内市场的发展,这可能给坚定的投资者提供新的机会,但也可能存在有价值的海外投资提议。”

欧华律师事务所的陈承元指出,中国的法律体系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规章制度可能会快速变化。“自全球疫情发生时起,我们就一直建议所有客户从国内外规则方面密切关注,并持续监测它们的经营活动所处的监管环境,”他说,“全球各地出台了很多新的规章制度,特别是在旅行限制方面;我们的客户必须了解最新动态及其潜在影响。”

“就前瞻性规划而言,我们鼓励客户向前看,并预测哪些因素会对业务产生影响。例如,由于旅行限制,新的投资项目可能会推迟,同时现有投资项目可能会暂停。”

陈承元补充称,文化误解可能会引起冲突,因此双方都必须认识到文化差异并努力实现互信,以确保成功的投资关系。

邬丽福给对内投资者和对外投资者的建议都是“保持耐心”。中国企业“需要关注未来几个月的发展。由于海外公司有重组的需要,可能会有投资机会,但这取决于政治环境的发展进程。”

至于在中国的外国投资者,邬丽福建议他们做好充分准备以确保核心业务的健康。“利用这段时间重组并改进在中国的经营活动,包括削减成本和提高经营活动的效率,”她说。

一线希望

陈承元预计,资本市场、重组和诉讼业务以及生命科学和科技行业将继续增长。“尤其是科技行业,它是欧华的一个关键点,”他说。

的近律师行的张国杰认为争议解决和破产业务将在中国实现增长,而其礼律师事务所的张逸伟认为,保险、海事和贸易领域的诉讼业务和争议解决业务将增加。

“与破产和重组有关的业务也会上升。由于这些领域是逆周期的,它们的增长将会持续。”

陈承元---欧华律师事务所---中国联席管理合伙人---上海

其礼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合伙人林健良说,“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作为原材料的最大净进口国的地位无疑为这些增长领域做出了极大贡献。”

邬丽福指出,公司受到了削减成本和优化经营活动的需要的推动,因此公司重组和劳动法将成为需求强劲的业务领域。”

合规将成为另一个高需求领域。“经济困难时期,更多实体和个人可能会禁不住经济利益的诱惑而违法;另一方面,由于削减成本的需要,公司将更加关注这种违法行为,并希望开除违反合规规则的雇员,”她说。

斐石律师事务所的周照锋预测,与合同有关的诉讼可能会猛增,“因为很多公司可能因新冠疫情而无法执行合同。由于海外投资环境的恶化,合规也会变得重要。”白基诺预计,将有更多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寻求香港实现双重上市。不过,新冠疫情势必对许多公司的业务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而这将导致重组和债务业务上升。人们普遍认为,科技和生命科学将成为法律服务需求强劲的行业“。我预计未来12个月,立足于科技的产业、制药业、金融科技以及物流业将出现增长。”朱静文说。

普衡律师事务所的杜沛礼预计,随着更多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转向国内市场上市和融资,大中华区资本市场将强劲增长。“在中美贸易冲突继续激励市场参与者采用新的战略和策略的同时,很多公司考虑在香港实现双重上市或第二上市,”他说,“另外,部分中国实体计划将公开上市地从美国的证券交易所调整为香港。我们确信,在中国大陆正在酝酿的经济刺激措施的鼓励下,2020年下半年的IPO市场前景良好。”

他还预计,由于新的《外商投资法》的出台,以及政府对外汇资本账户某些控制的放松,中国的并购活动将出现增长。“《外商投资法》使得外国投资者及其子公司在中国收购和投资企业时,有更多选择、更加灵活,从而将鼓励医疗、汽车和金融行业的外资并购活动,”他说。

杜沛礼---普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香港

刘真称,按照全球趋势,“再加上从香港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退市的路径更加成熟”,医疗和生物科技行业将出现旺盛需求。

夏礼文律师行的Crump预计,建筑、公司、争议解决和国际贸易仍将是能适应形势变化的行业,无论这种形势变化是新冠疫情还是其他。

何韦鲍律师行的何百全说,“中国将出现增长的行业包括零售、医疗、生物科技和线上交易。新经济企业将继续增长并将受到投资者热烈追捧。”

保持灵活

各种独特挑战以及大量机会,给予了律所一个有趣的市场环境。在现在这种艰难时期,要保持领先,需要律所直面挑战。

“为国际律所带来重大挑战的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一个独有特征是其巨大的规模,”陈承元说,“这个市场有大量机会,但竞争也很激烈。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我们不能为了与业务广泛、覆盖面广的中国律所竞争而过快扩张,丧失对自己所擅长的核心领域的专注。”

“很多中国律所规模非常大,为国际客户提供的服务极其有竞争力,”他补充道,“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确保自己始终专注于关键优势,继续在并购、合营、资本市场、金融以及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等重要领域提供优质、跨境法律咨询服务。”

陈承元说,与全球其他法律服务市场相比,中国法律服务行业仍然比较年轻,在中国经营业务可能会面临独特的挑战。“中国的法律制度在不断进化,而作为律所我们需要密切监测市场发展并有能力适应趋势的不断变化,同时还应维持业务的国际水准。”

其礼律师事务所的张逸伟说,定价压力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他的律所很好地适应了这种压力,保持了费用的灵活性,不断听取客户的需要,并为其提供增值建议。

的近律师行的张国杰也指出,定价压力是一大挑战。“由于多数大公司都拥有庞大的内部法务团队负责处理业务,激烈的费用竞争以及客户要求日益苛刻都是紧迫的挑战。他们现在希望律所为其事务提供专家级的法律服务,”他说。朱静文说,随着经济活动的放缓,香港律所应该寻找拓宽客户类型的途径,才能提供范围更加广泛的服务。“我们律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是,部分中国客户不愿意启动新的项目,不愿意继续执行投资计划甚至不愿意筹集新的资金,”她说,“我们一直在数量和类型方面拓宽客户群体,因此即使部分客户放慢了项目速度,我们也能从其他客户那里获得法律业务。”

张国杰---的近律师行---合伙人---香港

对于在中国的国际律所,吸引高素质、熟练掌握两种语言的法律从业者也有挑战性。邬丽福指出,难以找到合格人才、人力成本和租金上升、来自国内和国际律所的激烈竞争是其中一部分的难题。“我们习惯于应对这些挑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应对办法是不断与时俱进,”她说。

陈承元补充称,要在不断发展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满足客户需要,保持灵活是关键所在。事实上,市场对这一观察似乎已产生了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