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西方文化还是亚洲文化中，都流传着诸多关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传说，内容多聚焦某种人类境况或主题，真假参半，且不乏魔幻色彩。其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便是两个相爱的人与世俗及社会不公抗争。
比如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就是一个经典的“文学传奇”。两个来自敌对家族的年轻人坠入爱河，秘密结为连理，却被迫分开，最终不惜以命相搏。这个故事映射出当时与社会正义和法律相关的若干问题，包括父权制和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关于西方和中国社会“正义”的概念，可参阅《商法》第11辑第7期《正义的概念》）。
中国亦有类似的、与社会不公抗争的传奇故事，比如本专栏曾介绍过的咏春拳的来历（《商法》第13辑第5期《律界功夫》）。相传，清代女子严咏春为抵抗土豪逼婚，师从五枚师太学习武艺，并由此创立了一套全新的拳法。
此拳术遂以“咏春”为名。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这个传说借包办婚姻之事，抨击了父权制和对女性的不公待遇。
诸如此类的传说不胜枚举，本期笔者就聊一聊另一个千古传奇，以及它所折射出的有关社会正义和法律的问题。
化蝶
在中国文化中，蝴蝶常被视作美满婚姻的象征。庄周梦蝶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翩然飞舞，好不快活，醒来后，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梁祝的浪漫悲剧爱情故事发生在东晋（公元266—420年）。古代女子不得进入书院求学，祝英台只能女扮男装，在求学期间与梁山伯结成深厚的友谊。
祝英台爱上梁山伯，而梁山伯却不知她本是女子。后来祝英台收到家书，父亲催她归家。待梁山伯到祝家拜访时，才惊觉祝英台为女儿身，二人遂互诉衷肠。
然而此时祝家已把祝英台许配给另一个男人。梁山伯得知这个婚约后悲痛成疾，终因绝望而病逝。
祝英台出嫁当日，途经梁山伯坟墓祭拜。悲痛欲绝中，她祈求坟墓打开。坟墓果然应声而开，祝英台纵身跃入。随后，二人化成蝴蝶，双双飞去，永远相守。
梁祝的爱情故事此后成为中国戏曲作品的重要题材。1954年，有一部改编自同主题越剧的电影上映；1963年，香港又制作了一部以此为主题的电影。
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两位青年学生何占豪、陈钢以此故事为基础，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1959年，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节目之一，《梁祝》正式首演，由著名小提琴家俞丽拿演奏。
俞丽拿彼时年仅18岁，此后一直担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笔者亦拉奏小提琴，在中国生活期间（1996—2006年）的头几年，曾师从俞教授学习这首协奏曲。
居其宏教授在2002年出版的《新中国音乐史》中这样评价：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能够产生在大跃进如火如荼的1958年，实在是一个奇迹。这大概与领导该作品创作的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孟波尊重器乐创作规律、坚持这一选题有密切关系。否则，仅凭作品所张扬的反封建主题和家喻户晓的梁祝爱情故事是很难避免受到“脱离政治”“脱离火热的大跃进生活”之类指责的。
遗憾的是，文革十年，这首协奏曲被斥为“靡靡之音”、反革命，而被禁演。不过，1978年，禁令解除，这首曲子复演，也成为了一首经典的典目，是中国引以为豪的文化资产。在过去20年，这首协奏曲逐渐走进西方主流音乐厅。美国著名小提琴家乔舒亚·贝尔（Joshua Bell）就在2023年的专辑中收录了这首典目。
社会正义与法律
令人欣慰的是，大部分司法管辖区都颁布法律捍卫性别平等，禁止包办婚姻。
在现代中国，这些价值观首次体现于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一条：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一条和一千零四十二条也反映了这些价值观。
葛安德曾在上海以外国律师的身份执业（1996-2006），而后回到母校澳大利亚墨尔本法学院从事法律教学和研究工作。葛安德现在是墨尔本商业法中心公司法与金融监管研究项目联合副主任兼亚洲法律中心荣誉副主任（商业法）。葛安德亦曾在澳大利亚国内外多家组织、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担任顾问。于2020年至2024年，他担任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的特别顾问兼代理总法律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