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作为国际贸易新业态，跨境电商平台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稳外贸、促消费的有力抓手。跨境电商交易涉及多国主体，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在消费者保护、检验检疫、食品安全、知识产权、税收等问题上存在不同规定。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叠加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加之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贸易壁垒增多，跨境电商行业面临物流成本增高、海关检疫放缓、外汇利率波动、国外平台政策收紧等客观压力，为企业发展带来更多潜在风险，也极易引起纠纷。
仲裁解决跨境电商纠纷
跨境电商产业纠纷已成为上海国际仲裁中心近几年来受理的主要案件类型之一。2021年至2022年间，上海国仲共受理近两百件电商类纠纷，涉及争议金额约2.5亿元，其中以电商平台与商家之间的纠纷较为多见，主要类型包括：平台因商家违反平台规则而进行处罚产生的纠纷、平台与商家因结算款项发生的纠纷、平台对质量瑕疵商品先行赔付而向商家追索纠纷等。以下两则案例反映了部分典型纠纷类型以及相关服务协议中的特殊约定。
因销售“假冒”商品遭平台处罚
在某电商平台经营方与入驻商家争议仲裁案中，因商家在平台开设的经营奢侈品箱包、手表的某海外旗舰店出售“假冒”进口商品，平台经营方对商家做出了扣除积分、清退店铺、扣除保证金并额外扣除100万元或按照所涉产品在平台历史销售额的10倍（二者以高为准）的处罚。商家则对平台经营方的商品真伪鉴定结果及处罚行为均不认可。
在平台经营方与商家签订的《店铺服务协议》中，有关商品质量及相关处罚的约定主要包括：
-
- 商家应遵守其对消费者和平台经营方的陈述和保证；
- 平台经营方可对商家所售商品是否具有合法进货来源进行不定期检查；
- 平台经营方有权就商品质量进行委托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商家放弃对检验报告的异议权；
- 商家应向平台经营方指定账户缴纳保证金，在商家违约情况下，平台经营方有权从保证金中直接扣除罚金、违约金或赔偿金。
近年来，随着跨境零售新税政策出台，大批小微主体成为新型跨境电商贸易的经营者，在推动零售进出口行业发展的同时，也降低了国际贸易专业化的门槛。
《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规定了跨境电商平台的责任。《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在“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及“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情况下，平台经营者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因此，平台经营方往往通过与商家签订服务协议，设定较为严格的条款和处罚措施，对商家的经营行为进行约束。而中小微经营主体为取得入驻平台经营资格，只能对平台经营方提供的格式条款全盘接受；尔后发生争议时，商家往往会就格式条款的效力提出质疑。
商事仲裁作为一种平等商事主体之间通过事前约定而采取的争议解决方式，常见于跨境电商平台与入驻商家之间的合同约定中。在审理这类案件时，仲裁机构可以选派了解电商行业的专家作为仲裁员，因其更能理解行业实践操作和背后逻辑，更易找到商业安排和法律规定的平衡点，有利于更大程度确保平台方和商家各自的权利。
商家销售额提现纠纷
在某跨境电商平台与自然人买手之间的争议仲裁案中，订单销售款由平台先行代收，再由买手提现。在平台遭遇资金链问题的情况下，买手提出的提现申请迟迟无法通过，进而导致资金占用纠纷。
在此类平台与买手签订的服务协议中，仲裁庭首先面临的往往是电子合同的有效性与合同签约主体的认定问题：自然人通过平台注册并认证成为买手，与平台在线签订电子版协议；合同履行过程中，平台与买手的店铺账号之间进行管理、结算等行为。电子版协议是否有效、店铺账号与买手是否属于同一仲裁主体的问题值得关注。
其次，一旦发生消费者保障索赔事件，协议中往往约定平台先行赔付并有权冻结账户、直接扣除买手保证金。但若电商平台恶意冻结资金、克扣保证金，则买手和电商企业将无端遭遇损失。
近几年来，已有电商企业通过国际仲裁方式取得境外知名电商平台返还的被冻结资金和相应利息，对于解决电商行业的此类纠纷颇有借鉴意义。相比诉讼，仲裁具有一裁终局性，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来说，能更高效地实现受损一方的利益诉求；对于国际仲裁案件而言，双方可能来自不同法域，事先通过仲裁条款约定争议解决适用法律、仲裁地和仲裁员的产生方式等内容，有利于纠纷解决的集中管辖和成本控制。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研究部副部长范佳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