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商的奥义在于承担经过深思熟虑的风险。面对房地产危机、中国的通货紧缩、乌克兰战争，甚至自家企业的业务表现，法律部门并无掌控力，尽管如此，他们在影响董事会调整企业风险偏好、采取明智增长策略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前提是他们自己必须随时了解情况。

那么，在众多的国际不利因素和国内监管难题中，总法律顾问应该关注哪些关键问题？当经济体在重重危机中蹒跚前行，企业如何更好地为下一次突发事件做好准备？市场环境每况愈下，在企业重新调整优先事项、成本控制策略要求削减预算之际，如何重新安排法律事务的轻重缓急？

在《商法》每年与读者见面的年中市场调研中，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向全国各地的中国律师事务所和外资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及资深执业律师们寻找答案。调研发现，有一些普遍趋势需要企业法务团队密切关注，同时，不同行业和地区都存在独特的发展机遇。

虽然形势不容乐观，但宏观话语之下，机遇依然值得把握。

监管收紧

众所周知且引发广泛关注的是，中国一直在采取措施，来确保国家安全不受损害，数据得到妥善保护，境内外融资活动受到严格审查。

新修订的《反间谍法》于今年 7 月 1 日生效，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范围，加重了对间谍活动的处罚，并赋予组织和个人在预防和打击间谍活动方面更大的责任。该法保护的客体如今不仅涵盖国家秘密，还包括“关于国家安全与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

面对当局坚定的立场和行动，其中涉及巨额罚款、警方抓捕、社会动员和审查制度的升级，企业迅速做出反应。

无论是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越来越重视数据和信息合规，中伦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权益合伙人余昕刚说。

“这显然是中国立法和执法部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加强这方面立法和执法的直接效果。”

虽然数据监管升级恰逢中国对外关系最紧张的时期，有些人可能会将二者理解为相关联的，但事实是，中国的数据监管框架自有其独立的背景和渊源，并正在稳步完善，迅速与国际标准接轨。

基于中国自2017年以来先后通过的“数据立法三部曲”——《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在过去12个月中，主管部门高度密集地推出了这三部基础性法律的配套规则和国家标准。

2022年7月，网信办发布《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并在两个月后发布了相关的申报指南，申明了从严监管的态度，且细化了三部法律中有关数据出境的规定。

2023年2月，网信办发布《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向掌握个人信息的企业，给出了如何通过订立针对境外接收方的标准合同，从而合规地跨境传输个人信息的方式。该办法自6月1日起施行，并给出了六个月的宽限期。

“办法类似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的标准合同条款（SCC）要求，实际上是数据处理者与接收者之间就处理、存储和删除等方面达成的协议，”摩根路易斯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的合伙人张宁说。

基于相同的认知，CMS中国驻上海的管理合伙人邬丽福（Ulrike Glueck）评价：“对于许多企业来说，这有望成为最便捷、最广泛采用的方式，来满足当局对外传输个人信息的管理要求。”

针对数据的细化监管规则迅速蔓延到具体的行业，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行业首当其冲——中央政府认识到AIGC对社会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2023年7月，七部门联合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审慎包容地对近期快速发展的AIGC行业进行分类分级规范，规定了包括服务提供方开发阶段数据使用和标注、向使用者提供服务等过程的义务和责任。

汇业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高级合伙人吴冬说：“科技伦理合规已经成为一道企业无法跳过的必答题。”

紧随其后的是，数据监管延伸到金融行业。2023年7月，央行公布了《中国人民银行业务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该草案作为金融领域的首部数据安全专门性法规，旨在规范银行业务。

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的高级合伙人吴晨尧说，客户关心的问题之一在于“金融监管加强背景下，如何处理好业务发展和金融业务合规问题的平衡”。

为进一步明确企业的数据管理合规义务，2023年8月，网信办就《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草案向公众征求意见，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触发条件、频次、审计机构等。这意味着所有处理个人信息的企业都将需要定期开展自我审计或强制审计。

考虑到监管环境快速变化，基德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的管理合伙人范建年建议客户密切关注。

“不仅是法律部门，客户的业务部门也需要进行必要的培训，使他们能够全面了解相关要求，并将其纳入正常的工作流程。”

面对陡然而至且恒河沙数的监管要求，企业自然肩负重任，不过，这些数据工作也有其重点。九州丰泽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主任杨骏说，对于跨国企业客户而言，近期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数据的跨境转移，“这方面业务有爆发式的增长。”

余昕刚建议客户应当及时关注法律的变化和实施，尽早聘用律师，评估业务中涉及的法律风险点，“以免在重大法律风险成为现实时，仓促应对造成不利后果。”

然而，考虑到数据通常涉及公司运营和管理的方方面面，实现合规的成本可能会很高。

鉴于此，瀛泰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高级合伙人章煦春建议，企业应该盘点数据流向和跨境数据体量，“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安全评估，或者是标准合同备案/个人信息出境认证。”

在中央政府发起针对互联网行业的强监管运动背景下、滴滴被迫从美股退市以来，“资本市场”领域的监管细则与“数据”监管一直双线并行发展。

在细化规定未得到明确之际，境外上市活动持续疲软。据统计，2023年前八个月，中国公司赴美上市的融资规模大多极其有限，仅有一家禾赛科技募资额度超过一亿美元。

在市场的热切期盼下，2023 年 2 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以及五项配套指引。

根据这套3月31日生效的新办法，申请境外上市的企业需要向证监会申请备案，并完成审查程序。

这些备案要求呼应了网信办于2022 年 1 月公布的修订后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根据该办法，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企业在海外出售股票前，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在此背景下，炜衡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全国管委会主席张小炜提示：“拟境外上市企业的股权结构问题，是监管部门关注频率最高、核查颗粒度最细的问题。”

他建议“拟境外上市的企业需要通盘权衡境内外监管实践，制定适合企业自身的上市方案和路径，合理规划境外上市审核与境内备案的时间表。”

一些企业选择借道GDR，前往欧洲市场融资。为了重振相关市场，新规也获得公布。

2023 年 5 月，证监会发布了一份指引，就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发行GDR的注册、备案、募集资金使用及其他要求提供了详细指导。

国枫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首席合伙人张利国说：“规范化的GDR发行有助于我国优秀的上市公司增加海外知名度，对于我国优秀企业融入全球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制度改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全面实行注册制，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也加大了对发行人信息披露的审查力度，并将现场检查常态化，以确保上市公司的质量。

境内市场出现了不少因检查不合格而终止上市，或在被抽查时撤回申请的企业。

张利国评价：“要对现场检查有正确的认识，意识到对企业进行现场检查，其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处罚，而是对公司的体检。”

除了内部积极配合检查外，他还建议，企业“应当及时报告独立董事，要求中介机构等做好配合。”

针对监管机构所提出的问题，企业“应及时组织相关部们和人员召开专项工作会议，认真对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相关制度进行梳理和分析，积极查找问题根源，”张利国说。

重新定向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究竟是结构性衰退，还是只是又一次周期性下滑？当全球社会还在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最新的统计数据呈现了一个严酷的现实，迫使中外企业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国家统计局 8 月份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个月的投资、工业生产和零售等关键指标均低于预期，令那些期待中国经济在清零政策结束后强劲反弹的人们大失所望。

“三年疫情后，很多企业还是面临现金流短缺、利润下降、融资暴雷、债务违约等情况，”大成所的吴晨尧说。

许多律所管理者都注意到了重组和破产业务的大幅增长。

“目前有大量企业进入破产重整，有大量律师担任破产管理人，”华进律师事务所广州总所的管理合伙人黎叶说。

对于一些国有企业而言，形势更加严峻。百君律师事务所驻重庆的高级合伙人唐昱州说：“对国有企业来说，受其‘重资产、顺周期、难调整’的发展特征，其在经济调整期仍然存在着陷入新一轮困境的风险。”

经济影响固然重要，但国际关系的变化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迫使企业调整其地理运营和产业布局。

“企业重组非常活跃，因为一些跨国公司出于税务规划和风险管理的考虑，正在重新考虑其在香港的布局，”林朱律师事务所驻香港的管理合伙人朱静文说。

多重困境使总法律顾问面临考验，他们处于监督企业的业务缩减、市场退出、搬迁和劳动雇佣等问题的前线。“大型公司易受到国际形势影响，考验法务对大环境的准确认知，”世辉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和深圳的管理合伙人王新锐评价。

CMS中国的邬丽福观察到，许多公司都在寻求削减成本、实现协同效应的方法，客户希望了解可以采取哪些公司重组措施，哪种措施最合适，“尤其是外国投资者和在华外商投资企业”。

“一些投资者决定关闭其在中国不再盈利的实体，这导致了企业需要进入法定解散和清算程序，”她补充说。

“此外，在破产清算或重组程序中，也出现了涉及公司的商业纠纷。”

中国房地产巨头的违约是导致纠纷的首要因素之一。“我们收到了大量有关破产事宜、应对措施以及强制执行准备步骤的咨询，尤其是来自与中国房地产市场有关联的客户，”汇嘉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的合伙人Colette Wilkins说。

考虑到境外债务参与方众多的性质，各利益相关方采取的行动也各有重点。“我们还看到出借方在就宽限和额外担保谈判，可能是为了应对未来的执行行动，”Wilkins说。

她说，对于本身投资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基金投资者和管理者而言，随着这些投资的整体估值发生变化，他们也面临着“固定回报投资结构的问题，即基金资产不足以支付承诺的回报”。

目前形势也隐藏着商业潜力。汇嘉最近根据开曼群岛的新立法，获得了首个任命重组官员的指令，重组公司总部位于香港，她预计：“如果出借方确实采取更积极的态度，让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有喘息的空间来考虑重组方案，那么预计会有更多这样的任命。清盘申请和强制执行担保的数量尚未大幅增加，但我们预计在 2023 年下半年会看到这种情况。”

正如上一次臭名昭著的全球金融危机，房地产行业的灾难也很快传导到了金融行业。“金融衍生品投向的底层资产情况转为不良后，引发金融衍生品投资人的诉讼，”瀛泰所驻上海的高级合伙人孔一丁说。

针对境内的争议，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合伙人胡科说，由于市场环境低迷，“执行难的问题可能仍将困扰很多胜诉当事人。”

“我认为，企业在加大执行工作力度的同时，需要创新执行方案，”他说。

在哪一阶段及以何种方式让律师参与到争议解决中？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出现了新的趋势，因为疫情迫使人们重新评估外部法律顾问在解决争议中的角色。康达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高级合伙人陆峻熙说，现在的纠纷确实越来越多，但与过去相比，解决纠纷的方式也越来越多。

“以前，大部分纠纷都是通过诉讼来解决的，”她说，“当事人委托律师打官司之时，往往意味着已经经历了谈判，直接进入诉讼程序。”

“然而，在疫情之后，律师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诉前谈判中，甚至将其作为避免诉讼的手段，”她说。

尽管基本面普遍低迷，但这也被视为银行、基金和资产管理机构反思和重新聚焦的绝佳时机。

Mourant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的合伙人Danielle Roman说，全球某些银行退出基金融资业务，为亚太地区其他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入场机会，包括担任代理角色或扮演抵押银行。“市场上仍然存在空白，需要其他贷款机构为亚洲的风险投资和小型私募股权投资客户提供创新的融资解决方案，”她说。

同时，对于基金来说，当前的环境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更密切地参与投资组合公司管理的有益机会。“通过识别在不利条件下表现强劲的公司，并利用这一优势来提高投资组合的业绩，可以为基金提供至关重要的优势，”Mourant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的管理合伙人柯保罗（Paul Christopher）说。

此外，他说，“GP 现在有机会考虑其与服务提供商之间关系的有效性，从而改变和降低服务提供商的集中度。”

无论融资活动是否放缓，汇嘉香港办公室的合伙人郭己萍认为，利率上升和银行从某些市场或行业撤出，都为私人信贷提供商提供了更多机会，在传统上由银行主导的市场上展示自己的实力。

“经济风险和借款人的流动性需求，将继续为愿意提供结构化定制解决方案的贷款人创造机会，”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