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商标协会（INTA）年会期间，我们采访了2023年INTA主席Jomarie Fredericks，谈到未来的INTA活动、她在一年任期内的主要目标，以及如何肩负两大重任仍取得平衡。除INTA主席外，Fredericks还是非盈利服务性国际组织扶轮国际（Rotary International）的副总法律顾问
Law.asia：今年INTA年会选择在新加坡举办，背后有哪些主要考量？
Jomarie Fredericks：我并没有参与选址于新加坡的流程。可能当年我曾列席董事会、批准这一决议，但选择举办城市的研究工作是提前很多年就完成的，很多合同也在数年前就完成签署。
我们原本计划在2020年就来新加坡举办，但没想到新冠爆发了，到头来哪里都去不了。因此，我们决定在2023年来新加坡，这实际上是基于当年为2020年年会进行的研究。当时，还没人知道我将有机会出任主席。
我很高兴能来到这里。这是INTA第二次在亚洲举办年会，第一次是在2014年，举办城市是香港。我对那一年的活动有很深刻的印象。我记得下了一场大雨，但也记得香港是个多姿多彩、充满生机的城市。我乘坐公共渡轮往返各地，住在离会场不远的地方。
虽然我们用了这么久才重回亚洲，而且有些国家才刚刚解除防疫限制，但年会收获了极佳反响，超过8000名注册者来参加今年的年会，我们认为是巨大的成功。
知识产权界渴望重新聚在一起，而新加坡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目的地。这是一个知识产权资源丰富的地方，而且在地投资、科创潮流近年都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亚太地区有众多新兴品牌和互联网渗透率极高的本地市场，大家都在寻求全球扩张，需要在海外获得知识产权保护。另外，中产阶级不断增长，以及中国市场的重新开放，都为外国品牌商带来不少机会。
这一次，出席年会的注册者们终于迎来线下业务交流和思想碰撞的机会，而这些活动已经被搁置得太久。
Law.asia：最近，INTA公布2024和2026年的年会分别选址在亚特兰大和迪拜。您对这些城市有哪些期望？
Fredericks：INTA的目标是每三年选择美国以外的城市举办一次年会，因为我们希望真正走向世界各地，与国际成员深度交流。于是，我们把年会带到国际成员方便来往的各地区中心，这让会议内容更加丰富，思想交流更加充分。
我们以前多次在亚特兰大举办过年会，自那时起，这座城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设施有明显的改善，市中心也得到复兴。我相信，曾参加过前次亚特兰大INTA年会的人将对这座城市如今的变化感到惊喜。
我们之所以选择亚特兰大主办明年的年会，并选择休斯顿主办下一届领导层会议，是因为疫情爆发后，所有活动都进入停转，我们意识到已经没有去新加坡的可能，于是开始考虑在美国举办一场小规模的年会，而在我们计划筹办一场可能的“临时通知”的年会的时候，亚特兰大和休斯顿的有关部门都展现出了积极的合作态度。
最终，这两个地方那时候也没有去成，但我们知道他们愿意合作，彼此的沟通也非常顺畅。因此，我们希望一有机会，就马上前往这两座城市举办活动，以回馈他们的支持。
至于2026年的年会选址，通常我们不会提前一年就宣布主办城市，但迪拜着实令我们兴奋不已。这将是INTA第一次在中东地区举办年会。鉴于迪拜是我们的下一个国际会址，我们就正好借今年在新加坡的机会正式揭晓了这个计划。毕竟，我们已经兴奋得难以继续保密。
迪拜在很多方面和新加坡很像。商务人士在那里会感到如鱼得水，因为英语是畅通无阻的通用语言。能够在迪拜举办活动，我们的会员也报以很高的期待。
Law.asia：作为2023年的INTA主席，您希望在任期内实现哪些主要目标？
Fredericks： 作为主席，我最重要的工作是通过我的主席工作组完成。每届主席都可以成立自己的主席工作组，研究重要议题，大多数主席都会选择这样做。
我的工作组名称是“解锁知识产权”。我们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媒体，提升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增加知识产权的曝光度和理解度。媒体是我们接触公众的首要前线，但现在媒体已经比以前更加广泛了。
涉猎知识产权的专业媒体，例如《商法》，会了解知识产权，但大多数媒体记者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可能每天要做几篇不同的报道，主题大相径庭，而一个人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成为专家。
因此，我们努力实现的目标是为媒体提供一些工具，便于其传达知识产权的相关资讯，令知识产权的相关报道不仅能在数量上增多，在质量和准确性上也达到新高度。我们希望让公众在阅读知识产权的相关报道时，能够感到这些内容与日常生活并不遥远，以此提升大众的知识产权意识。
Law.asia：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新技术正在改变知识产权格局，INTA计划如何帮助企业应对变局？
Fredericks：这是一个全新的、不断发展的领域。大家都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下乘势前行，这有些令人害怕，也同时也激动人心。我们将其视作一个机遇，希望能够帮助塑造这一领域的法律。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是当前最广受关注的形式，也带来特定的知识产权挑战。预计到2025年，全球产生的数据将有10%来自生成式AI。全球生成式AI市场规模在2021年达到79亿美元，而这个数字到2030年预计将达到1108亿美元。
生成式AI的内容以用户使用为基础，常常在没有任何许可的情况下，使用受商标、品牌或专利保护的内容。那么，当这些享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被如此使用时，最终的产物或产品应当归属何方？这是眼下最亟待解答的问题。
在侵权、使用权、未经许可内容和训练数据等方面，AI都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这都引发了一些颇为有趣但尚未得到充分解答的法律问题。比如2022年的Andersen诉Stability AI等公司案，三名艺术家向若干生成式AI公司发起集体诉讼，因为这些平台使用了他们的原创作品，用来训练机器人去模仿他们的风格。
知识产权法律下的衍生作品如何定义？“合理使用”的边界在哪里？这些都是未来需要大量研究的课题。INTA举办了不少相关的研讨会，会员也就此展开了大量讨论。作为知产从业人员，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
Law.asia：作为INTA主席和扶轮国际的副总法律顾问，您如何实现两个角色的平衡和互补？
Fredericks：如你所说，这两个角色是互补关系。我在扶轮国际的工作得到INTA的大力支持，而我在INTA的工作也令扶轮受益。两者是一种共生关系。没有扶轮的支持，我绝无可能在过去28年左右的时间去高度参与INTA的事务。
我在1995年加入扶轮后就第一时间推动它加入INTA。我认为扶轮作为一个国际品牌，参与INTA事务并在国际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十分重要。INTA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制定法律的最前沿，对扶轮和其他公司都有很大影响。因此，扶轮加入INTA是明智的，反过来INTA也能为扶轮的工作和高价值的商标提供支持。
扶轮不是一家消费品公司。我们不销售任何商品，除了偶尔卖给会员一些纪念T恤。我们能享誉世界，是凭借自己的商标和品牌，以及在全球各地从事的志愿者工作。
品牌是我们的成员被纳入各地社区的“敲门砖”，让他们能够接触到社区的人们，以便从事社区服务工作，比如为儿童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提供扫盲教育、提高卫生水平和修建新水井。 “扶轮社友”在全世界做出这些贡献，这都是在我们品牌下统一进行的，而INTA正好可以强化我们的品牌保护。
至于我如何平衡两边的职责，简单来说，我要牺牲一些睡眠时间。一方面，我有扶轮的全职工作；另一方面，我在INTA志愿工作已经有20多年，职责越来越重，占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会尝试调整自己的作息，因为大家身处不同的时区，所以何时进行Zoom会议或电话会议是非常不可控的，但我尽量去适应各地的需要。
这一点我绝不是个例，事实上，我的大多数国际业务同行都已经习惯了这种工作节奏。我不将其视作负担，相反，我感到非常幸运，能有这样宝贵的独特体验。通过我在扶轮的工作，结识各地扶轮社形形色色的人，我学到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INTA也是如此。
我有幸能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参与INTA年会，明年还有机会去亚特兰大，2026年去迪拜。能够享受这样的机会，我付出一点额外的时间，偶尔在非常规时间做些额外工作，都是非常值得的。
Law.asia：您进入法律行业前的工作经历如何裨益日后的法律生涯？对年轻的知识产权律师或考虑向知产领域转型的其他人，您希望提出怎样的建议？
Fredericks：我相信，一个人做的任何事都以过往的全部经历为基础。你的每一段经历，无论是从事法律、知识产权、会计，还是作为家人、朋友、学生，都构成你的一部分，然后被带入下一段经历中。
就我个人而言，我就读法学院比很多同行要晚一点，此前我曾在广播电视领域工作，还做过一些记者工作。而后带着这些经验，我在几家律师事务所从事媒体法，这是我很喜欢的领域。
扶轮国际不是一家媒体公司，但商标和版权保护仍然是媒体法和广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此前还负责诽谤和隐私法的业务，这些都是令我如今比较怀念的领域。当我加入扶轮时，我已经知道以后会怀念这一切，但有得必有失。我当时对转型做企业法务有兴趣，而扶轮给我了从事国际法和管理自己部门的机会，这两者对我而言都是全新体验。
我当时不知道自己会在扶轮工作多久，但现在28年过去了，我还在这里。有时候，一个人很难确切知道哪个平台最适合自己。这些年来，我也考虑过换工作，但扶轮始终是最合适我的地方。
每个人都需要目标，而我当时的目标是从事媒体法或广播法，但最终进入企业担任法务。我坚持了这些目标，但与此同时，我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当法务的机会找上门来，我接受了一些改变，自己的工作将侧重于商标和版权法，但与诽谤法将交集甚少。
我对年轻法律人的建议其实也适用于其他人生阶段的从业者——忠于你自己，忠于你的目标，在实现目标前不要轻易满足现状；但同时，不要刻板地追求目标，为你的目标留出少许变通的空间，以更好地迎接与你有缘的机遇。
我很幸运自己有这样的机遇，或者是我让自己抓住了这个机遇，并且受益良多。我的工作遍及全球，并已经为扶轮品牌提供了将近30年的保护。每当我看到扶轮社志愿者在前线的身影，戴着口罩，帮助全球社区，我会由衷地感到自豪，并欣慰不已。
对我而言，加入扶轮是正确的人生转折，我也鼓励所有人以开放态度迎接类似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