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揣国际化梦想的中国企业正面对重重困难，比如知识产权被侵犯是企业从未想到过的。作者： Alfred Romann
如果提到知识产权，关于中国的话题多半是中国企业侵权，有这种想法是情有可原的。
中国是知识产权剽窃最泛滥的司法区域之一。本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把中国同阿尔及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俄罗斯及委内瑞拉等一起列入最先观察国家名单，称这些国家没有充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
但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出口面向小众市场，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他们具有公认的品牌、专利及商标。据世界知识产权署统计，2009年中国提交了7,946项国际专利申请。
虽然比较美国申请的53,000项专利，这个数字相形见绌，但仍在全世界排名第五；且在全球专利申请下降5%的大环境下，中国申请专利的项目比2008增长了近30%。
很明显，中国公司越来越着力于保护自身的知识财产。信息技术及工程专利的专家 Gill Jennings & Every 的伦敦合伙人 Stephen Haley 说：“中国企业想利用知识产权体系来获取竞争优势。”
这当然是个新趋势。新加坡 Ravindran Associates 律师事务所的 M Ravindran 说：“大多数中国企业还是第一代知识产权所有人，他们是近十年来才刚刚意识到要保护、培养及利用知识产权的。”
中国企业成为受害者
遍布海外的中国企业遭遇到知识产权侵权的问题，比其外资竞争者在中国境内遇到的多。曼谷 Domnem Somgiat & Boonma 公司的 Nettaya Warncke 说，比如在泰国，一家中国电信制造商遇到以前的某个不友好的经销商把该企业的名称注册成自己的商标，并以此[混迹于]该企业的营销网络。
Swaab 律师事务所的悉尼合伙人 Matthew Hall 说，中国知识产权所有人正在逐渐建立起优先使用权，打击品牌“抢注”，为中文商标的意译和音译建立适当的保护，并尝试理解商标和注册企业名称之间的区别，及处理商标权转让的定价问题。
最近，在与欧洲对手的知识产权争议中，中国企业获得了一些胜利。三一重工集团是总部位于长沙的建筑设备制造商，目前正进军欧洲市场，却遭到德国戴姆勒公司的起诉。戴姆勒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称三一集团的标志跟其梅塞德斯-奔驰的“三尖星”商标太相似。法官在其33页的判决书上驳回了戴姆勒的诉求。
在另一个案件中，杜威路博国际律师事务所受中国某软件公司委托，控告竞争对手仿制其软件应用及电子设备外形，侵犯其知识产权。杜威路博的米兰合伙人 Marco Consonni 说，意大利某法院已经判决侵权者败诉。尽管有以上之成功例子，Consonni 补充道“中国公司通常会担忧诉讼案件的处理会耗时过久”。
当然，中国企业并不总是原告。在巴黎，Cousin & Associés 律师事务所在多起诉讼中代表中国企业。 Pierre Cousin 说，“在若干专利权人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案中，中国公司都是被告，不过至少有二起针对中国企业的专利诉讼请求被驳回。
最基本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关键是追踪实际所有权。珀斯的 Wrays Lawyers 律师事务所的执行董事 David Stewart说：“许多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没有进行适当的商标清查检索工作，以确定在澳是否已有竞争对手注册保护了相同的或类似的品牌名称。”
各地的法律
全球知识产权领域受国际公约体系监管。在《马德里协议》(1891)及《马德里备忘录》(1989)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体系广泛运用于商标注册，且大多数国家都是签约国。
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有《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以及《专利合作条约》（PCT）。
约翰内斯堡安永实国际律师事务所的 Allison Gibbs-Williams说：“主要的国际条约通常能对某些种类的知识产权提供对等的权利保护及最低程度的保护。”但是，并非所有主要经济体都是重要国际条约的缔约国。在较大的经济体中，加拿大、南非、阿根廷、泰国及印度还未加入马德里备忘录。
台湾是《专利合作条约》以外的少数主要司法区域之一，这就带来些困难。台北圣岛国际专利商标联合事务所的的恽轶群 说：“我们中国大陆的客户想在台湾为其发明寻求保护，但基于《专利合作条约》申请的公告，该发明在台已经丧失新颖性，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中国企业的一项发明按《专利合作条约》注册或在国内提出专利申请后，应在12个月内就到台湾为该项发明提出专利申请。”
中国企业也可能因为海峡两岸的独特关系而面临特殊问题。台北理律法律事务所的王懿融说：“台湾与中国之间没有对专利和商标申请优先申明权的相互认可。台湾政府正在修订专利法、商标法及版权法，这可能会给知识产权实践带来重大改变。”
即便是各种国际协议的缔约国，也会存在本地壁垒。河内 Pham & Associates 律师事务所的执行合伙人 Pham Vu Khanh Toan 说，在越南，重复立法会带来困境。许多问题在法律上没有详细规定，却在附属法规中有规定，不熟悉越南法律体系的人根本不可能理清这些法律法规的关系。”（见：《各国知识产权概览》）
时效的重要性
不论在哪个国家，时效对获取及注册知识产权至关重要。阿根廷 Palacio & Asociados 律师事务所与三一重工、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汽车制造商长城汽车公司、电脑巨头联想、中草药制造商云南白药及其他中国企业都有合作关系。该所的律师 Diego Palacio 说：“在某些地方，中国企业发现其以前的进口商已经注册了相同或类似的商标。”
墨西哥市场的后到者也会发现他们的知识产权已被先来者侵占。墨西哥城 Bufete Soni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Mariano Soni 说“中国企业进入墨西哥市场比日本或韩国的企业晚，或许早先他们并没有机会。”
许多新兴经济体中普遍存在把握时效的问题，巴西的例子是案件积压。里约热内卢 Daniel Abogados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Denis Daniel 说“政府不愿意整顿这种情况，于是案件积压量每天持续增加。”有可能是因某些地区缺乏专利审查员或缺少合格的法官而造成了案件的积压。
在巴西及其他南美司法区域，中国的知识产权所有人因缺乏长远目光而致使他们陷入困境。圣保罗 David do Nascimento Advogados 的 Marcello do Nascimento 说：“最常见的问题是：在产品出口到我们国家或跟当地公司签署分销合同前没有进行知识产权注册。”
本土“监察”服务有助于确保迅速锁定侵权者，尤其是商标侵权人。中国和美国都是实施“优先申请制”的国家，就是说第一个注册人具有优先权。芝加哥 Davis McGrath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Maureen Beacom Gorman 说：“即使中国企业取得了在美国的商标注册，此商标注册仍可能被之前的使用人取消，申请取消的期限自获取注册后起算达5年之久。”
在某些新兴市场，时效的概念甚至可挫败最有耐心的知识产权持有人。比如，斯里兰卡的国家知识产权局（NIPO）办事效率之慢是众所周知的。该局已开始电脑化的程序管理，但是“庞大的数据输入任务还没完成，而且对于某些分类，未处理申请的审查会花费好几年时间。”科伦坡 John Wilson Partners 律师事务所的 John Wilson 如是说。
许多拉美国家的律师抱怨官僚系统的拖拉（编者注：见上月《商法》第35页）。布宜诺斯艾利斯 Pérez Alati Grondona Benites Arntsen & Martínez de Hoz 的律师 Dámaso Pardo 说“阿根廷商标局为新持有人注册商标或专利证书的效率尤为低下，积压时间可长达16个月。”
说到底，世界某些新兴市场现在才开始研究商标保护，特别是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比如，在尼日利亚，拉各斯 Jackson Etti & Edu 律师事务所的 Adeola Olumeyan 说：“假冒伪造泛滥，但执法缺乏力度。”
意译和音译
翻译人才和能力的缺乏，产生了另一瓶颈。在斯里兰卡，收到的全部申请均用英文、锡兰语和泰米尔语公布，但当地国家知识产权局缺少翻译人员。语言问题加上当地法院缺乏经验。“知识产权诉讼相对较少，以至于某些法律具有不确定性的领域缺乏司法先例。”Wilson 说。
另外，在一些国家有使用当地语言的规定。例如，南非要求所有文件应使用该国11种官方语言中的一种。Gibbs-Williams 说，南非还规定文件必须由公证人员认证。
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不同语言表达的内容有很大不同。Davis McGrath 律师事务所的 Gorman 说：“商标的音译得到广泛关注。”她补充道，“例如，汉字是美国专利商标局设计代码的一部份。虽然能在商标注释中被检索到，但汉字商标的侵权风险审查工作更困难和昂贵。”
菲律宾知识产权律师说，菲律宾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马尼拉 Fortun Narvasa & Salazar 的 Roderick Salazar说：“中国商标持有人在注册申请时，如商标内容含有汉字，则需同时提供英文翻译及汉字的音译。”
文化障碍
中国企业赴海外经营时，必须按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对待知识产权保护。哥德堡 Setterwalls 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和科技业务部律师 Agnes Andersson 说：“在协商、交易及起草合同协议时，文化差异不应被低估，它可能成为获取知识产权或进行商业谈判的一项挑战。”
不过，Andersson很乐观，他说：“大多数中国企业似乎都明白这些挑战，并找到了克服障碍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