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国际仲裁的发展趋势

“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中国积极倡导搭建的全球最大国际合作建设平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形成的超大规模合作对制度供给提出了重大需求，国际法律服务需求显著增加，中国也在加大国际法务建设（如海丝中央法务区、上海中央法务区、前海深港国际法务区等）。中国律师需要积极准备，在国际法、国际仲裁法律服务市场中发挥作用，推动中国国际法律服务走向全球市场。

问：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法治体系呈现哪些新发展新趋势？

答：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与15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层面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效对接，在区域层面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非盟《2063年议程》、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等区域发展规划或合作倡议有效对接。中国政府在国际法治领域的新思维、新道路、新探索，逐渐成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体现出中国在国际法公共产品领域已经转向主动推进，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转向倡导者，尤其是在对国际经济立法过程的引领作用以及对该法律制度的整体构建方面，逐步扮演“体系外变革者”的新角色。这对于中国律师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迎来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机遇同时，国际法律师需要以更高的国际视角与专业水平积极参与中国的国际法治体系建设进程。

问：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仲裁的发展趋势与需求？

答：国际仲裁在跨境争议解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上国际仲裁重心处于欧洲与北美地区，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亚太地区处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沿，对国际仲裁服务的需求与重视不断提升，国际仲裁重心向亚洲转移。伦敦玛丽女王大学2021年《国际仲裁调查》显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已成为全球前五。亚太地区国际仲裁持续崛起，中国仲裁机构已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公信力，中国在亚太乃至国际仲裁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经贸和人员往来不断增长了国际法律服务的需求，国际仲裁服务随之发展迅速，除了一般商业仲裁，国际投资仲裁将成为重点。中国律师将有更多机会处理国际商会（ICC）、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心（ICSID）、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UNCITRAL）管辖的投资仲裁，以及代表公司、投资者、国家或国有实体根据包括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ISDS）的国际投资协议和双边投资协定（BIT）进行投资仲裁。

问：如何看待未来国际法律市场中国际公法服务方面的需求？

答：一般而言，国际法律师处理的案件主要是主权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的纠纷，以及主权国家和投资者之间的纠纷。因案件来源单一，数量受限，对国际法业务的经验和知识结构要求较高，目前欧美律师占据了大部分国际公法服务市场。随着中国逐步转向“国际法治体系外变革者”，中国律师在全球市场亦有很大空间，包括：国际制裁合规与执行业务主要帮助客户识别和减轻国际制裁，特别是单边国家制裁下的贸易和经济制裁合规风险，对各种公司交易进行制裁尽职调查，就潜在制裁问题协助调查和补救。国际海洋法、领土争端、贸易摩擦、海外文物追偿相关业务主要代表主权国家进行诉讼和仲裁，解决国家间争端，维护国家主权利益。例如，在国际法院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代理主权国家参与诉讼和国家间谈判。此外，还可以在国际环境法、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协助国家参与规则制定谈判，以及气候变化条约履行相关合规调查法律服务，甚至解决国家间关于环境生态损害争端。

问：中国国际法律师在全球市场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需要做哪些准备？

答：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中国律师应积极研判各种可能的国际争端，开拓全球市场。在国际法案件中，中国律师需具有具体法律技术的运用经验，如利用条约解释的实践经验找到突破口，在庭审中发挥优秀庭辩能力。此外，中国律师应运用事实分析整合以及团队协作，尤其是政府涉诉案件需要中国法与外国法的交叉运用，在特定案件中起到团队协调引领作用。中国律师要想在国际法律服务的全球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需要有国际法规则的理论知识和实务运用能力，掌握一定国际经济政治历史跨学科理论，有卓越的外语能力以及争取国际规则制定中话语权的能力。法律运行的内部具有可塑性，高水平的律师能够利用法律的不确定性去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投资人和客户利益。

安杰世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安寿志、律师助理王鹏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