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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数十载的长足演变和国际化进程,中国的仲裁行业已一步步走向成熟。当下,领先机构开始重新探研仲裁本质,拆解其作为传统诉讼替代形式而赖以蓬勃发展的根本优势,以实现争议解决服务的全面升级。

以当事人为中心似乎已成为业内共识,并以此作为规划前行道路的基准。仲裁规则和实践亦不断升级迭代,包括首席仲裁员选拔创新、早期驳回程序和紧急仲裁员等机制均得到提升与试炼。

时至今日,领先仲裁机构的数据在任何市场都能令人眼前一亮,而他们仍在为满足日益复杂的国际争端需求而不懈努力,力求将中国打造成全世界当事人首选的一流国际仲裁地,与仲裁“亚洲世纪”的到来不谋而合。

本独家系列文章中,我们邀请了中国法律市场的七家顶级仲裁机构分享真知灼见,就中国内地、香港和整个亚洲不断蜕变的仲裁环境提供宝贵的专业见解和独特视野。


继往开来的国际化之路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仲裁机构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不仅增强了中国仲裁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更惠及大众,使国内外的仲裁参与者均享受到国际水准的仲裁服务。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下称“北仲”)自2002年就以国际化作为发展方向,经过20年的努力,已成为一家“达到甚至超过国际水准的本土仲裁机构”。本文将以北仲为样本,回顾中国仲裁机构的国际化发展历程。

仲裁规则的国际化

Jiang Lili
姜丽丽

北仲自成立以来11次修改完善仲裁规则,使其不断与国际接轨。2015年,北仲在仲裁规则中规定了紧急仲裁员及临时措施制度,以便保护涉外案件当事人的跨境、跨法域的保全和执行利益。2017年,北仲受理了中国内地首例适用紧急仲裁员程序的仲裁案件,该案顺利获得了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的执行命令。

截至2023年6月底,北仲共作出六个紧急仲裁员决定,其中四个支持了申请人的临时措施申请。2022年版的北仲仲裁规则在以往规则的基础上明确了网上开庭方式;新增首席仲裁员的产生方式,可由当事人各自选定的两位仲裁员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并明确了电子送达的效力。

收费办法的国际化

北仲在探索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一直积极推动仲裁费用改革。2019年起,北仲施行的收费标准正式将仲裁费用明确为仲裁员报酬和机构费用,并在裁决书中分别列明对应金额。这一区分增强了仲裁费用构成的透明度,有利于当事人了解仲裁费用的具体用途,也有利于提高仲裁员审理案件的积极性。

就仲裁员报酬而言,北仲还允许当事人约定按照小时费率进行计算,为当事人有效控制争议解决成本提供便利。实践表明,适用小时费率计算仲裁员报酬最高可节省当事人一半以上的仲裁费用。在中国内地仲裁机构中,北仲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允许按照小时费率计算仲裁员报酬的仲裁机构。

案件来源的国际化

在锐意创新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跨境仲裁案件当事人愿意将北仲选为争议解决机构。2002年北仲受理的国际案件仅19件,到2022年已达到221件,20年间国际案件增量达十倍之多。

近三年,北仲每年受理的国际案件数量均突破200件,单个案件最大标的额约为81.8亿,其中适用境外法律或国际公约的案件为30件,仲裁语言非中文的案件为37件,外国仲裁员参与办案312人次,名册外选择仲裁员的案件九件。这些案件充分体现了北仲国际化的成果,也为北仲的规则和体制创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品牌塑造的国际化

北仲积极在国际仲裁舞台发声,努力提升中国仲裁的国际影响力。自2013年起,北仲连续10年在欧洲、亚洲、美洲举办中国商事争议解决高峰论坛,并中英双语发布《中国商事争议解决年度观察》。

北仲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并参与共建,2017年发起了“一带一路仲裁行动计划”,设立了“中非联合仲裁中心——北京中心”。北仲自2017年起作为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观察员,多次就国际商事调解、快速仲裁等议题提供观察意见。此外,作为亚太区域仲裁组织副主席单位,北仲于2023年11月承办亚太区域仲裁组织大会。

下一阶段的国际化

2023年9月1日,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北京仲裁委员会改革总体方案,第八届北京仲裁委员会正式组成。

新一届委员会由12位在法律、金融、数字经济、知识产权、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等领域的境内外资深专家组成,首次聘请了外籍委员,并首次设立了监事会。该委员会将担负《仲裁法》赋予的核心决策职能,以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为发展方向,向国际一流仲裁机构的目标大踏步迈进。

回顾往昔,自1995年《仲裁法》施行至今,中国的仲裁事业发展离不开国际化这一条重要路径。受益于《纽约公约》以及仲裁的商事属性,仲裁得以具有国际通行的优势。基于这一优势,中国正式提出以京沪粤琼四地为试点建设国际仲裁中心,将中国打造为受国际欢迎的仲裁目的地。

只有坚持国际化发展方向,仲裁的制度优势才能真正发挥,我们才可以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解释与制定,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作者: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秘书长姜丽丽


规则创新与机制升级

裁规则以及有关配套措施的水平和质量是一个仲裁机构软实力的体现,也是国内外争议解决的保障。

随着国际经贸的不断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仲裁机构受理越来越多的涉外案件。2022年,中国共有72家仲裁机构办理涉港澳台和涉外案件共计2888件,较2021年增长了197件,涉外案件标的总额为1199亿元。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下称“贸仲”)是中国首家涉外仲裁机构、全球最受欢迎的五大仲裁机构之一。2022年,贸仲受理涉外案件642件,争议金额共计人民币374亿元。

中国跨境争议解决的发展,离不开仲裁规则以及有关措施的改革创新。

修订仲裁规则

Wang Chengjie
王承杰

为进一步适应新形势对仲裁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满足当事人对公平公正解决争议的需要,制定对标国际高水平的仲裁规则,贸仲对现行仲裁规则进行修订,为商事主体提供现代化、国际化的仲裁程序服务。修订后的新版《贸仲仲裁规则》于2024年1月1日起实施,共88条,涉及30余项修订内容,为跨境争议解决提供了更先进的规则依据。修订主要体现如下:

信息化。新版规则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在仲裁程序的广泛应用,明确规定仲裁文书可优先采用电子送达、仲裁庭有权决定网上视频开庭、仲裁员电子签名与其手写署名具有同等效力、允许裁决书电子文本送达等。这些规定解决了新冠疫情期间跨境争议仲裁案件在立案、文件送达和开庭等方面遇到的困难,也切实回应了数字时代的要求。

高效化。新版规则在多方面提高仲裁程序效率:

  1. 明确管辖权决定在仲裁庭组成后依据仲裁规则概括授权仲裁庭作出,既符合现行仲裁法规定,又与国际仲裁普遍认可的“仲裁庭自裁管辖”通行做法相一致;
  2. 进一步扩大多合同合并单案仲裁的情形,允许仲裁程序进行中申请人追加合同,以更好处理经济全球化中频繁出现的连环交易、多方交易、项目系列交易等情形导致的跨境争议;
  3. 首次在国内引入早期驳回程序,就仲裁请求或反请求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或明显超出仲裁庭管辖范围提出早期驳回申请的情形及程序性规定,明确早期驳回可以裁决作出;
  4. 首次在规则中明确仲裁前置程序不影响申请人提起仲裁,对长期以来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解答和回应,有利于及时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规范化。新版规则(1)明确规定贸仲不仅可以向中国内地人民法院转交当事人的保全申请,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转交至境外法院;(2)首次明确贸仲《证据指引》在仲裁程序中的适用。该证据指引较好地结合了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证据原则,能满足不同法系当事人适用有关证据规则解决争议需求,有助于帮助仲裁庭和当事人更加有效、规范地证明案件事实。

透明化。在坚持仲裁保密性的前提下,新版规则提升了仲裁程序参与方之间的透明度:(1)规定当事人应就第三方资助的信息及时向仲裁庭披露;(2)参考国际仲裁惯例,完善仲裁员报酬规定和小时费率标准,明确中外仲裁员均可按照小时费率收取报酬,并同步在贸仲官网公布仲裁员小时费率标准。

自治化。新版规则更加充分尊重并赋予当事人公平公正选定仲裁员的权利,增加当事人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多种产生方式,包括当事人共同选定、当事人约定仲裁员共同选定、当事人推荐名单制,以及仲裁委员会提名制,并对当事人滥用权利拖延仲裁程序进行限制。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相关争议也与日俱增。2013年1月1日至2023年8月15日,贸仲共受理涉“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含港澳台)案件2856宗。近十年来受理的涉“一带一路”案件争议金额总计1535.4亿元,年均争议金额超过150亿元;其中争议金额在人民币一亿元以上共有246件,包含27件争议金额在十亿元以上的案件,案件平均标的超过5300万元。

贸仲于2023年发布“一带一路”仲裁机构法律查明合作机制。这是落实“一带一路”仲裁法治合作的最新成果,有助于为相关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截至目前,该合作机制下的《备忘录》共有40家合作方,包括来自亚欧、南北美洲、非洲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24家国际仲裁机构和有关争议解决组织。

加强队伍建设

优质的跨境争议解决服务离不开专业人员的保障。为进一步满足国际商事主体日益增长的办案需要,提高证券期货、建设工程等重点领域服务水平,贸仲不断更新仲裁员、调解员名册。

2022年,贸仲顺利完成仲裁员届中调整,现聘任来自145个国家和地区的1881位仲裁员,包括112个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地区,覆盖全球六大洲,实现仲裁员队伍全球化布局。

2023年6月,贸仲公布了新一届调解员名册,含300名调解员,包括外籍及港澳台调解员共35人,来自英美澳等11个国家。同时,贸仲公布了新一届建设工程争议评审专家名册,有191名中外专家,包括外籍(来自12个国家)及港澳台评审专家共26人。

调解员和评审专家的工作语言不仅涵盖英语、俄语、德语、法语等多国语言,还涵盖广东话、客家话、闽南话等方言,能够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当事人的争议解决需求。

作者: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


疾行中的涉外海事仲裁

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于1959年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内设立,是中国内地唯一一家以处理海事海商争议为特色的国家级涉外仲裁机构,对外代表着中国海事仲裁的国际形象。得益于中国持续推进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近年来,中国海仲涉外海事仲裁业务快速发展。

扬帆四海

LI HU
李虎

2022年,中国海仲共计受理案件190件,其中,涉外海事案件34件,涉港澳海事案件15件,案件涉及境外当事人25个,案件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2023年,截至10月31日,中国海仲新受理案件1078件,其中涉外海事案件26件,涉港澳台海事案件23件,案件涉及境外当事人38个,案件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

该等案件涉及全球各大洲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南非、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以色列、埃及、巴基斯坦、俄罗斯、意大利、美国、德国、日本、巴西、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以及港澳台等。

上述涉外海事案件整体呈现出如下趋势:

  1. 争议金额过亿的案件明显增多;
  2. 船舶燃油加注、海上工程、光伏设备、船舶股权转让等新类型纠纷出现,同时船舶建造、船舶管理、船舶留置、船舶打捞、船舶抵押、共同海损、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码头租赁、海上人身损害、海上保险以及海运欺诈等传统海事海商案件稳步增长;
  3. 双方当事人均为外国当事人的国际海事案件,以及当事人约定英文程序、适用外国实体法的案件陆续出现;
  4. 案件涉及的诸如外国法的查明与适用等法律问题日益复杂。

改弦更张

为促进、保障涉外海事仲裁的发展,中国海仲更新仲裁员名册,修订机构仲裁规则并制定临时仲裁规则,不断推动仲裁国际化发展。

中国海仲的2021年《仲裁员名册》共有仲裁员826名,其中港澳台及外籍仲裁员增至123人,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外当事人在具体案件中选定仲裁员提供更大的便利。

在仲裁管理方面,中国海仲的2021年仲裁规则在国内实现若干突破。该规则首次:

  1. 对电子送达、视频开庭、视频作证、电子签名以及网络安全和隐私及数据保护做出全面规定,认可了信息技术在常规仲裁中的广泛应用;
  2. 对仲裁证据规则予以较为系统地规定,便于仲裁庭正确查明案件事实;
  3. 区分案件经办人和仲裁庭秘书,厘清机构和仲裁庭之间的职责范围,防范利益冲突,提高仲裁透明度;
  4. 明确将向当事船舶船长送达作为仲裁文书送达的方式之一,适应海事仲裁实践的特别需求。

此外,2021年仲裁规则在进一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赋予仲裁庭更为自主的权限,强化其审慎裁判义务,推动机构仲裁向“轻管理”过度。

对仲裁庭组成进行优化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机构仲裁员名册外选定仲裁员。当事人无法共同指定首席仲裁员的,由双方当事人所选定的两位仲裁员共同指定;在期限内无法指定的,方由机构指定。

强化仲裁庭的职责权限和责任担当。规定仲裁庭在组成后应立即组织召开案件管理会议,以决定可能采取的程序措施、审理裁决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明确仲裁庭有权要求当事人就案外人对仲裁程序的资助或对仲裁结果所具有的经济利益予以披露;要求仲裁庭在确定开庭审理日期时,应慎重考虑庭前文件交换是否充分以及开庭审理的条件是否具备,切实提高庭审质效。

仲裁费用灵活管理。明确当事人可特别约定选择将机构管理费和仲裁员报酬分开的收费办法,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创新与展望

在中国内地仲裁市场逐步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2022年,中国海商法协会发布实施《临时仲裁规则》,供其会员及中外当事人约定选择适用。中国海仲同步配套发布《临时仲裁服务规则》,两规则有机衔接,相互配合,共同在内地率先开展临时仲裁服务,进一步促进中国涉外海事仲裁的发展。

2023年6月30日,由中国海仲担任指定机构的中国内地第一起涉港临时仲裁案件顺利裁决,实现了内地临时仲裁案件零的突破。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实施,亚太经济发展会更加迅速,潜力巨大。海事仲裁在国际航运贸易纠纷解决中的重要作用亦将愈发凸显。中国海仲将一如既往地为中外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仲裁服务,与国内外仲裁机构并肩同行,团结协助,共同为国际仲裁的健康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副主任李虎


 

仲裁的亚洲世纪

在与《商法》的采访中,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港仲)副秘书长兼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杨玲指出,亚洲蓬勃发展的经济催生了当地卓越的仲裁生态,香港和新加坡已发展成为世界级标杆

《商法》:过去一年,港仲有哪些重要的动态?

Yang Ling
杨玲

杨玲:港仲的成功和发展有赖于香港作为一个司法管辖区在争议解决基础设施方面的发展。其一是立法层面,近年香港在仲裁有关立法方面的重大进展之一是允许香港律师在仲裁中根据仲裁结果制定不同的收费安排。这一立法,连同早先实施的第三方资助机制,让香港这一传统国际仲裁枢纽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和竞争力。

其二是司法层面,香港法院过去若干年来一直采取支持仲裁的态度。2023年有一宗重要案件,即香港终审法院审理的C v D [2023] HKCFA 16 ,当中法院首次将可受理性问题和管辖权问题进行了区分。这意味着,在一个涉及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案件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按照条款要求进行磋商、调解等事先安排即直接诉诸仲裁,法院将认为该案只涉及可受理性的问题,而非管辖权问题。

在普通法系,此类由法院作出的涉及管辖权的明确判断意义非凡。该案说明香港法院不会轻易干涉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在仲裁程序中的应用。这一点也与立法相呼应,事实上,《香港仲裁条例》对香港法院干预仲裁设有诸多限制。

港仲近期的机制创新包括案例汇编库(Case Digest)和办案一站通(Case Connect),其中前者是为了满足国际仲裁用户进一步了解港仲的程序性决定的需求,后者则是供仲裁庭和当事人使用的在线案件管理平台。

此外,我们还有一些令人兴奋的合作项目。2023年9月,港仲与迪拜国际仲裁中心(DIAC)签订了备忘录,在香港、中国内地和中东地区联合推动国际仲裁作为跨境争议解决的方式,以顺应三地之间愈为活跃的投资和经济交往。2023年11月,港仲与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续签了合作协议。值得一提的是,港仲作为主办方,将在2024年5月5日至8日,在香港举行第26届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ICCA)大会。

《商法》:在选聘仲裁员方面,您认为业界如何保障仲裁员的平等与多元?

杨玲:近年来仲裁界在这一方面有长足的进步,但仍任重道远。在不同的文化和司法管辖区,人们对仲裁员任命的多样性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至关重要,也有人不以为然。放眼全球,推动仲裁员任命多样性的倡议非常之多,如1993年开始的ArbitralWomen和倡导种族平等的Racial Equality for Arbitration Lawyers (REAL)。

长期以来,港仲不仅在实行平等与多元方面身体力行,更是持之以恒地推动和引领业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早在2016年,港仲就签署了《仲裁平等代表权承诺》(Equal Representation in Arbitration Pledge)。2018年,港仲发起成立了“仲裁女性俱乐部”(Women in Arbitration, WIA),虽然从名称上只体现了性别,但实际上却远不仅如此,WIA希望从性别、年龄、文化等各方面地推动仲裁领域的平等与多样性。港仲为促进年轻人在仲裁界的长远发展还设立了HK45。

关于港仲在案件中委任仲裁员的实践,欢迎在官网上参阅《仲裁员指定实务指引》,当中明确提到,如果案件双方当事人无法选出仲裁员,或委任机构来行使选择仲裁员的权利时,多样性将作为考虑因素之一。事实上,当需要由机构任命仲裁员时,在同等条件下,我们会尽量推荐女性仲裁员。

此外,港仲仲裁规则正在修订中,其中的一个重要讨论事项便是是否要把关于“多样性”的条款纳入仲裁规则中。

《商法》:近年来国际仲裁的发展和演变呈现哪些主要趋势?

杨玲:首先是国际组织在推动国际仲裁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比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2023年9月公布了投资争议解决中关于调解的准则和示范条文和仲裁员行为守则。再比如国际律师协会(IBA)发布的有关国际仲裁中利益冲突的指引以及国际仲裁的取证规则。

近年来,ICCA单独以及联合其他组织发布了一些国际仲裁报告,包括两版与任命仲裁员多元化有关的报告,以及与纽约律师协会联合出台的国际仲裁网络安全协定书。总部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学会(CIArb)也发布了国际仲裁中技术使用框架指南。

此外,国际仲裁机构在推动国际仲裁发展中也扮演着越来越突出的角色。结合对上海和香港两地的观察,仲裁机构不仅在中国内地具有主导性的地位,可以推动一些立法、实践和规则的形成,在国际仲裁界也是如此。比如第三方资助得以实施及运用,离不开国际仲裁机构将其采纳为规则这一条件。

最后,国际仲裁还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我们正处在什么样的时代?是经济高速发展还是下行的时代?是世界和平还是区域与多边冲突不断爆发的时代?冲突、制裁和新兴产业是较几年前更为显著的时代特征,国际仲裁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国际仲裁作为跨境争议解决的方式势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商法》:未来亚洲的争议解决行业将呈现怎样的格局?

杨玲:我对整个亚洲的未来争议解决发展有十足的信心。2023年11月,港仲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区域仲裁组织(APRAG)大会。在我参与的一个小组讨论中,主持人Sundra Rajoo教授(亚洲国际仲裁中心AIAC主席)就问我们如何看待国际仲裁的“亚洲世纪(Asian century)”。

“亚洲世纪”是一个大胆的说法,但并非毫无理据。放眼世界,蓬勃发展的经济体在亚洲,这一区域的争议解决和仲裁事业也一定如此。香港和新加坡是亚洲最早可以与传统欧洲仲裁司法管辖区分庭抗礼的亚洲法域,已无需累述。中国内地也聚集了一众领先的仲裁机构,任何一家的数据拿到全球都非常亮眼。

再看毗邻的韩国和日本,虽然不是传统的仲裁市场,但在多年的政府支持和人才引进作用下,其仲裁机构也成为亚洲争议解决的重要力量。南亚和东南亚亦是如此,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的仲裁都在冉冉升起,有成为仲裁枢纽的雄心壮志。

对于亚洲和全球的当事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有更多选择。如此多的优秀仲裁地,以及立志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仲裁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能为用户带来更优的服务。

相比于亚洲方兴未艾的经济而言,仲裁的供给还远没有达到经济发展所需的体量。亚洲所有仲裁机构都会从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受益;另一方面,当这些机构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携手缔造更好的争议解决服务产品时,也一定能够吸引全世界的当事人将自己的争议解决需求带到亚洲。

受访者: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港仲)副秘书长兼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杨玲


紧急仲裁员:困境中的援手

事经济主体卷入纠纷时,往往采取特定手段迅速转移、隐匿涉案财物或毁损涉案证据,从而减少纠纷中自身的利益损失。在国际仲裁程序中,由于仲裁庭的组成时间较长,当事人需要承担组庭前财产转移、毁灭证据等风险,因此,为了应对“紧急到无法等待仲裁庭组成而亟需作出的临时或保全措施”的需求,紧急仲裁员制度应运而生,为当事人在仲裁庭组成前提供一种临时救济程序。

国际商会(ICC)仲裁院于2012年引入紧急仲裁员机制,但这并非是ICC首次在仲裁前开展临时措施的尝试。早在1990年ICC即创设了“仲裁前公断程序”,成为解决组庭前临时措施问题最早的制度尝试。仲裁前公断程序是ICC“紧急仲裁员”规定的雏形,但两者在适用方式上存在根本性不同,仲裁前公断程序采取“明示合意接受”,而紧急仲裁员规定采取“明示合意排除”适用。适用方式的不同是前者没有得到广泛采用,而后者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商会仲裁前公断程序规则》目前仍然有效。

现行有效的2021版ICC《仲裁规则》(下称“ICC规则”),在第29条和附录五“紧急仲裁员规则”中对紧急仲裁员程序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为何选择紧急仲裁员?

Donna Huang
黄志瑾

尽管紧急仲裁员裁令在各国法院的可执行性仍难形成统一实践,但由于紧急仲裁员有较强的意思自治、保密性、高效性和公正性,该机制在过去30多年的实践中愈发显现生命力。

实践表明,紧急仲裁员裁令的可执行性并非仅体现在法院的承认和执行。一方面,仲裁规则规定了裁令对当事人的约束力;另一方面,不遵守方也将承担着仲裁庭针对其违反行为作不利推断的潜在风险。截至2018年4月,在ICC作出的23个允许紧急措施申请的裁令中,只有三个裁令存在未被当事人自愿遵守的情况。

紧急仲裁员机制在促进当事人和解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紧急仲裁员对申请人仲裁请求是否有合理胜诉的可能性等实体内容审查,使得当事人在早期建立起对仲裁裁决的预期和对自身立场的调整。截至2018年4月,在ICC受理的80份紧急措施申请中,有25个案件在仲裁庭最终裁决作出前达成和解,和解率达到了31%。

时长与效力

Vera He
贺薇蓉

若仲裁院认定申请适用紧急仲裁员规定,主席通常在秘书处收到申请起两个自然日内任命紧急仲裁员,紧急仲裁员在接收案件材料之日起两日内作出程序时间表,并在15日内做出裁令。此外,申请人必须在提起紧急仲裁员申请之前或提交申请当日起10日内提出仲裁申请,否则紧急仲裁程序将停止。

在仲裁院的实践中,紧急仲裁员做出裁令的平均时长为16天。

除非当事人约定排除适用紧急仲裁员,否则即视为当事人承诺遵守紧急仲裁员所做出的任何裁令。紧急仲裁员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适当的担保。

但即使适用紧急仲裁员规定,当事人仍然有权随时向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申请采取紧急措施。对于紧急仲裁员裁令中认定的任何问题、事宜或争议,该裁令对随后组成的仲裁庭不具有约束力。仲裁庭可以修改、终止或撤销紧急仲裁员所做出的裁令。

适用标准和实际运用

在秘书处收到申请后,仲裁院主席将从以下几点考虑该请求是否适用紧急仲裁员规定:

  • 当事人是仲裁协议的签字人或协议受让人,且该仲裁协议是提出请求所依据的仲裁协议;
  • 仲裁协议于2012年1月1日后订立;
  • 当事人没有约定排除适用紧急仲裁员规定;或
  • 请求所依据的仲裁协议不来源于国际条约。

在2012年至2022年ICC收到的212份申请中,主席仅在非常少的情形下(六份申请中)决定不予适用。主席决定适用后,将由紧急仲裁员来决定申请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后者包含对紧急性的审查,来确认当事人是否需要不待组成仲裁庭而采取紧急措施。

尽管紧急仲裁员制度受到了国际仲裁机构的广泛引入,但该机制是为特殊、紧急的案件情况设置,对“紧急”的判断需要十分谨慎,所以最终通过该机制获得紧急措施的情形也相对较少。在前述所说的80件紧急措施申请中,仅有23件申请得到了紧急仲裁员的部分或全部许可,紧急措施许可率为29%。截止2022年所收到的所有紧急仲裁员申请中,仲裁员驳回了51%的申请,认为并不达到构成许可紧急措施的程度。

同时,国际仲裁领域对紧急仲裁员的管辖权问题、可受理性和紧急性并没有实质性的规定和指引。在2019年4月国际商会发布的《紧急仲裁员程序报告》中统计,在80起申请中:

  • 有50%的案件考虑了若不许可救济是否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 有38%的案件考虑了实体争议成功的可能性;
  • 有20%的案件考虑了不许可紧急措施的损失将远高于许可紧急措施可能产生的损失;
  • 有15%的案件考虑了若不许可救济,争议是否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
  • 还有24%的案件没有考虑实体争议。

由此可见,紧急仲裁员对许可临时措施的考虑各有不同,尚未形成统一的实践和标准。但可以确定的是,“紧急”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仲裁员对于紧急程度的判断是极严格的,需要符合“紧急到无法等待仲裁庭组成”这一程度。

实践经验与展望

紧急仲裁员制度的纳入对仲裁机构的反应速度和任命仲裁员的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依据ICC规则第三条,紧急仲裁员任命期限并不包含公共假日或非工作日,在实践中,秘书处通常会在节假日或非工作日时处理紧急措施申请,以更快地响应当事人的紧急需求。

紧急仲裁员制度高效率的实现也亟待当事人的主动配合。申请人往往会采用“突然袭击”的策略,例如在节假日前或周五下班后提交申请,使得被申请人在应对申请时猝不及防。但这也导致仲裁机构在处理申请时措手不及,并难以在非工作时间内任命合适的紧急仲裁员。因此,提前告知秘书处即将提交的紧急申请对后续程序的高效、合理推进至关重要。

除了香港、新加坡、新西兰明确规定了紧急仲裁员裁令的可执行性,目前关于各国/地区法院是否有权强制执行紧急仲裁员裁令的判例仍在积累当中。如何更好地衔接法院与仲裁机构在紧急措施中的互动合作,为商事主体提供更友好、值得信赖的国际仲裁生存环境,是打造优选仲裁地的考量之一。

作者:国际商会争议解决北亚地区主任黄志瑾、副主任贺薇蓉。黄志瑾兼任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仲裁本质的回归:以当事人为中心

的学者认为,仲裁规则应体现“仲裁庭中心主义”;有的则强调“仲裁机构中心主义”。我们认为,商事仲裁本来不存在什么“主义”,但如果一定要说主义,最应该强调的是“当事人中心主义”。换言之,仲裁规则应该以当事人为中心,因为这是仲裁的本质要求。仲裁管辖权来源于当事人的信赖、约定和授权,理所当然,仲裁规则应当为当事人而生。只有以当事人为中心,才能回到仲裁的初心和本质。

理念沿革

Liu Xiaochun
刘晓春

以当事人为中心,是中国国际仲裁在深圳经济特区创新和发展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逐渐成为深圳国际仲裁院(SCIA,下称“深国仲”)制定仲裁规则的基本理念。

早在1982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经济特区国际仲裁机构开始筹建,当时起草的仲裁规则(讨论稿)就已经在一些条款中体现出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安排,但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该讨论稿未付诸实施。

穿越30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2012年,深国仲开始着力探索以当事人为中心构建特区国际仲裁规则。2016年,深国仲理事会修订仲裁规则,正式将“以当事人为中心”确立为核心思想。

实践问题

深国仲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最主要体现,是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根据深国仲仲裁规则,中外当事人可以自主约定仲裁地、仲裁规则、仲裁语言、送达方式、组庭方式、审理方式、开庭地点、证据规则、适用法律,等等。在上述众多重要因素之中,也许中外当事人最为关心的是首席仲裁员的确定问题,这也是深国仲在仲裁规则中希望最大程度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关键环节。

在境内外,仲裁规则一般都会原则性地规定,首席仲裁员由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这本来是仲裁当事人最为重要的意思自治权利,而在境内外仲裁实践操作中,当事人之间很难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中国《仲裁法》和中国仲裁机构传统仲裁规则的规定,一般会由仲裁委员会主任(仲裁院院长)履行指定首席仲裁员的职责。尽管如此,在实践中还是有相当比例的当事人对于首席仲裁员的中立性问题存在巨大顾虑。

规则创新

为了尽可能消除当事人的顾虑,深国仲在其仲裁规则第三十条中具体规定了首席仲裁员的特殊产生方式,其中多为深国仲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和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创新举措,中心思路是尽可能把选定首席仲裁员的权利交给当事人,尽可能找到当事人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尽可能帮助当事人实现意思自治。

深国仲仲裁规则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了首席仲裁员的特殊产生方式之“边裁推选法”,即由双方当事人各自指定的仲裁员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2012年,深国仲在规则实践中开始推行这一做法,受到中外当事人的欢迎。根据市场实践效果,深国仲在2016年版和2019年版仲裁规则中进一步确定了这一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当事人自己指定的“边裁”把选定首席仲裁员的意思自治权利“归还”当事人。

更受市场欢迎的是,SCIA仲裁规则第三十条第(四)款至第(六)款分别规定了首席仲裁员的特殊产生方式之“推荐排序法”“推荐选择法”和“推荐排除法”。经双方当事人申请或同意,深国仲可以考虑案件的基本情况,推荐若干名首席仲裁员候选名单,供双方当事人按照各自意愿进行排序、勾选或排除,从而根据当事人排序叠加、勾选或排除的具体结果确定首席仲裁员。根据规则安排,上述关于确定首席仲裁员的创新做法也适用于独任仲裁员。

这些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创新性规定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程度上实现了当事人对于首席(独任)仲裁员的选择权利,将确定首席(独任)仲裁员的权利在最大程度上“归还”当事人,切实帮助当事人达成最大程度的共同意愿,有效消除当事人对于中立性问题的顾虑,增进当事人之间的互信,增强当事人对仲裁机构和仲裁庭的信赖,从而加深当事人对仲裁裁决结果的信服。2022年,深国仲办理的争议金额人民币一亿元以上的案件中,高达70%实现了由当事人共同选定首席(独任)仲裁员。

本质回归

从某种角度来看,上述规则安排与深国仲作为全球第一个实行法定机构管理模式的仲裁机构在国际化法人治理机制方面的制度探索一样,都属于自我革命式的创新实践。

其实,这些规则安排只不过是仲裁本质的“回归”:仲裁来源于当事人,当然应该以当事人为中心,尽可能帮助当事人最大限度地实现意思自治。这种“回归”,需要改革者的勇气,也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才能更好地稳定中外当事人的预期。

可喜的是,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核心思想得到了特区立法的加持。2020年8月,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深圳经济特区立法的特别授权,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深圳国际仲裁院条例》,明确“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保障仲裁独立”是深国仲制定仲裁规则的基本原则。

作者:深圳国际仲裁院院长刘晓春


国际仲裁是营商环境晴雨表

际仲裁是近现代解决跨境商业纠纷的天然选项。在一定意义上,其发达程度可作为评估相关法域整体营商环境优劣的“权重指标”。一个开放、自由、法治、崇尚契约精神的营商环境是国际资本不断流入、本地商业实践不断丰富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是当地国际仲裁繁荣发展的驱动力。

营商环境评价标准

Wang Weijun
王唯骏

世界银行作为一家以促进全球均衡发展为目标的国际组织,自2003年起每年发布一期《营商环境报告》(DB),对全球190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量化评估和排名。2023年5月,世界银行开始采用新的评估体系,发布新版营商环境评估(B-Ready)报告的《方法论手册》和《说明及指南》,取代原有的DB。

通过对比新旧评估体系可以发现,此前,国际仲裁仅仅是“合同执行”这一单项中的一个评分点,分值仅为1.5分;更新之后的B-Ready专设一章为“争端解决”,并列入19个涉及国际仲裁的评价指标,分值超过40分,成为整个B-Ready评估体系中的一项重要权重指标。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B-Ready关于“国际仲裁”的具体指标呈现两大特征:第一,指标围绕“当事人中心”这个国际仲裁的发展趋势,例如在“仲裁的可接受性”这项指标中专门设置了“仲裁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指标,包括当事人可否自由选择机构仲裁或临时仲裁、是否可以自由选择仲裁员、是否可以自由选择法律顾问代理案件;在“仲裁的相关服务”指标中,专门设置了“可否选择在线仲裁”等指标。

第二,指标围绕“监管框架”“公共服务”和“便利度”三个维度对国际仲裁进行综合评估,例如评估指标关注仲裁庭是否有权自行决定其管辖权、法院是否支持和执行仲裁庭作出临时性的中间裁决等。

指标颗粒度的细化意味着在整个B-Ready评估体系中,国际仲裁被赋予了与营商环境密不可分的重要地位。

上海的升级与完善

按照世界银行2023年的要求,上海是中国唯一参与此次世行B-Ready评估的城市,这意味着上海仲裁肩负着承载B-Ready评估中国国际仲裁这一权重得分的重要历史使命。同时,上海的立法部门、司法行政部门、法院和仲裁机构亦在通过法律、规则与实践的多层次创新,积极回应世行B-Ready评估下的中国国际仲裁发展新机遇。

在立法方面,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于2023年11月22日表决通过了《上海市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条例》(下称《条例》),自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标B-Ready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估体系中与“仲裁”相关的指标,对仲裁员利益冲突披露、法院支持仲裁调查取证、仲裁相关数据公布、仲裁裁决摘要发布等作了规定。

同时,《条例》还鼓励探索在具有涉外因素的商事、海事领域,可以约定在上海,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进行临时仲裁并支持仲裁庭就当事人提出的临时措施申请作出意见,鼓励仲裁机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加强智慧仲裁、绿色仲裁建设,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商事争议解决服务。

在仲裁市场开放方面,韩国大韩商事仲裁院上海中心于12月1日获准登记,该中心将是继首家国际仲裁机构的业务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后首家外国仲裁机构在上海设立的业务机构,根据《条例》可以在国际商事、海事、投资等领域开展涉外仲裁业务。

从法院视角,上海法院今年办理了中国内地首例在线仲裁财产保全的案件,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仲)通过上海法院诉讼服务网的仲裁保全网上立案端口将当事人的财产保全申请、仲裁案件受理公函等材料发送至法院,从而提高保全材料流转效率,畅通仲裁前“一公里”。上海法院今年还办理了中国内地首例法院依仲裁机构申请开具调查令的案件,完善了法院就仲裁案件获取证据方面提供协助的机制。

规则细化

从仲裁机构视角,上海国仲也积极对标B-Ready营商环境评估,完善仲裁规定和丰富仲裁实践。比如,上海国仲全面修订了仲裁规则,2024版的上海国仲仲裁规则构建了一本主规则、两部特别仲裁规则和两部程序指引文件的规则体系。

新版上海国仲仲裁规则(主规则)一如既往秉承了“当事人中心”的基石,与B-Ready指标的核心理念相接轨,例如明确允许当事人将多份关联合同项下的争议合并提起仲裁、进一步扩大名册外仲裁员参与案件的范围、允许当事人约定两名边裁推选首席仲裁员,允许当事人向上海国仲申请采用“推荐短名单”的方式确定首席仲裁员、施行零壁垒的全周期在线仲裁等。

同时,主规则也结合中国仲裁的本土实践,平衡仲裁庭的主导职权和仲裁机构的管理职责,例如在明确仲裁庭享有自裁管辖权、作出临时措施决定和中间裁决权力的同时,也明确仲裁机构具有加强对仲裁参与主体信息披露监督管理的职权、制约当事人狙击仲裁员的不诚信行为、经同意公布脱敏裁决书等。

两部特别仲裁规则则分别以航空产业和数据行业为主线,分别成为产业领域内首部仲裁机构制定的机构管理规则,也是落实《条例》有关仲裁机构在特别领域制定仲裁规则,开展专业仲裁服务品牌建设,提升仲裁服务能力的首张答卷。

两部程序指引则分别对在线仲裁全周期程序和临时仲裁下仲裁机构的协助服务事项进行了规定。其中,作为在线仲裁指引的附件,《争议解决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处理的声明》是中国内地仲裁机构中首个关注仲裁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的文件。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秘书长王唯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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