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深法律专家眼中,在过去一年和可预见未来,“合规”是监管趋势的绝对风向标,一些企业正面临运营方式上根本性的转变,同时给一些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乘势发展的机会。靳海莲报道

可否认的事实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整个世界都在朝着越来越多政府干预的监管方向齐头并进。而中国也不例外。

然而导致这种变化的,更多地来自那些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新驱动元素,而非意识形态,特别是当我们看向中国法律领域真实发生的变化时。大量的监管更新实际上直指当前技术、日益复杂的金融工具和疫情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问题。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进程中,“去监管化”是基本主题,但是,“‘加监管化’的势头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驻上海的中伦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赵靖说。赵靖-ANTHONY-ZHAO-中伦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上海-Director-of-the-Management-Committee-Zhong-Lun-Law-Firm-Shangha (Chinese)

赵靖认为,这一转变背后不仅有地域政治因素,还隐含着主权政府和跨国公司间的博弈。“这是一个全球现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达到新的平衡,形成‘新监管框架’,”他说。

而随着全球贸易关系复杂加剧、国际性经济合规制裁日趋严苛、国内外监管的强化,“企业中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全面推动,大合规成为行业新热点,”君合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合伙人余永强说。余永强-YU-YONGQIANG-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Partner-JunHe-Beijing (Chinese)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监管机构对于不同类别企业的合规要求实际上各有重心。高文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权益合伙人茆宇总结,过去一年中该所的合规业务已细分为三类:中资企业境外跨境合规业务、民营企业刑事合规业务,以及外资企业在华合规业务。

对与境外实体打交道或从事跨境业务的央企来说,中央政府部门自2016年开始的央企合规体系建设的系列动向,成为其法务部门合规工作的主要依据。

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合伙人王正说,国企常常忽视“对外签署条款与国资监管要求不符”的问题。

在2018年陆续发生美国发布针对中兴、华为禁令的背景下,同年11月,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在商业贿赂、反垄断、应对出口管制等方面制定了11项合规管理指引;一个月后,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颁布《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

据国资委披露,截至5月,央企集团层面已全部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重要子企业设置比例超过90%,法务人员达到3.2万人;其中,中国有色集团、中交集团、中国三峡集团、中粮集团等企业编制了投资负面清单,并让法务人员深度介入境外重大投资项目。

中资企业的合规,除了需要在制度上专设合规部门、合乎法律层面的规定以外,国际公约、惯例、文化、道德层面的规定亦不容忽视。例如,在国际贸易中,中资企业往往仅关注货款是否收回,而不关心实际付款者是否的确为交易相对方或其委托人。

“这中间往往涉及到洗钱,是很严重的合规问题,有重大隐患,”茆宇说,“诚信合规理念有待逐步深入客户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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