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风而动

在资深法律专家眼中，在过去一年和可预见未来，“合规”是监管趋势的绝对风向标，一些企业正面临运营方式上根本性的转变，同时给一些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乘势发展的机会。靳海莲报道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整个世界都在朝着越来越多政府干预的监管方向齐头并进。而中国也不例外。

然而导致这种变化的，更多地来自那些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新驱动元素，而非意识形态，特别是当我们看向中国法律领域真实发生的变化时。大量的监管更新实际上直指当前技术、日益复杂的金融工具和疫情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问题。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进程中，“去监管化”是基本主题，但是，“‘加监管化’的势头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驻上海的中伦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赵靖说。

赵靖认为，这一转变背后不仅有地域政治因素，还隐含着主权政府和跨国公司间的博弈。“这是一个全球现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达到新的平衡，形成‘新监管框架’，”他说。

而随着全球贸易关系复杂加剧、国际性经济合规制裁日趋严苛、国内外监管的强化，“企业中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全面推动，大合规成为行业新热点，”君合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合伙人余永强说。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监管机构对于不同类别企业的合规要求实际上各有重心。高文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权益合伙人茆宇总结，过去一年中该所的合规业务已细分为三类：中资企业境外跨境合规业务、民营企业刑事合规业务，以及外资企业在华合规业务。

对与境外实体打交道或从事跨境业务的央企来说，中央政府部门自2016年开始的央企合规体系建设的系列动向，成为其法务部门合规工作的主要依据。

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合伙人王正说，国企常常忽视“对外签署条款与国资监管要求不符”的问题。

在2018年陆续发生美国发布针对中兴、华为禁令的背景下，同年11月，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在商业贿赂、反垄断、应对出口管制等方面制定了11项合规管理指引；一个月后，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颁布《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

据国资委披露，截至5月，央企集团层面已全部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重要子企业设置比例超过90%，法务人员达到3.2万人；其中，中国有色集团、中交集团、中国三峡集团、中粮集团等企业编制了投资负面清单，并让法务人员深度介入境外重大投资项目。

中资企业的合规，除了需要在制度上专设合规部门、合乎法律层面的规定以外，国际公约、惯例、文化、道德层面的规定亦不容忽视。例如，在国际贸易中，中资企业往往仅关注货款是否收回，而不关心实际付款者是否的确为交易相对方或其委托人。

“这中间往往涉及到洗钱，是很严重的合规问题，有重大隐患，”茆宇说，“诚信合规理念有待逐步深入客户思维。”

民企则迎来了以制定合规计划换取涉刑案件中检察机关不起诉的机会。效仿英美等国家的暂缓起诉制度，中国的“合规不起诉制度”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其试点范围在今年四月从原来的六个基层检察院，扩大到十个省市，目前已选出165个基层院作为试点。

据最新试点方案，若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并积极整改落实，检察机关可“依法做出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决定或者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出轻缓量刑建议等”。普遍认为，该制度适用于涉案人员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刑期的企业。

为考察企业是否践行了合规承诺，该方案建议各试点机关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在试点过程中，各地检察机关曾选任律师事务所担任“独立监控人”，或聘请律师、会计师、税务师等专业人士独立发表意见。

而对于外商投资企业，茆宇认为，它们最大的合规挑战来自中国正逐渐铺开的反制裁规则，即自2020年末起陆续通过的《出口管制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反外国制裁法》，使得在华的跨国企业处在了各国监管的夹缝中。

其中，《出口管制法》管辖的“出口”不仅包括从中国境内向境外转移管制物项，还包括任何中国公民、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向任何外国组织和个人提供管制物项。其中的管制物项包括两用物项、军品和核物项，以及“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以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有关的其他物项”，如“货物、技术、服务”等以及与之相关的数据。

此外，该法还规定，该法将域外适用于任何在中国境外违反法律规定的外国组织或个人，并授权执法机构对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并追究外国违法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