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诈可仲裁性判例的演变

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仲裁条款已成为大多数商业合同的标准条款。印度《1996年仲裁和调解法》并未明确排除任何不可仲裁的纠纷。不过，该法第34(2)(b) 条和第48(2) 条规定，如果纠纷事项无法通过仲裁解决，仲裁裁决将被撤销。

印度《1940年仲裁法》是第一部将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机制加以规范的法律。在Abdul Kadir Shamsuddin Bubere v Madhav Prabhakar Oak (1961)案中，印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如果对一方当事人提出严重欺诈指控，而被控欺诈的一方当事人希望在法庭上公开进行审理，这将成为法院不命令当事人提交仲裁协议的充分理由。印度最高法院还认为，并非所有不诚实指控（暗示不诚实/不当行为）都构成严重欺诈指控。

在N Radhakrishnan v Maestro Engineers案中，法院判决认为，欺诈问题需要进行详细的证据审查，如果纠纷涉及重大欺诈指控，则基于公共政策将不进行仲裁。但在Swiss Timing v Organising Committee, Commonwealth Games 2010案中，N Radhakrishnan v Maestro Engineers案的判决受到批评，并被宣布为“粗心大意所致”。印度最高法院在Booz Allen and Hamilton Inc v SBI Home Finance Ltd案中的判决为确定纠纷是否可以仲裁奠定了基础。印度最高法院在该案的判决认定，如果纠纷涉及对物权，则不可仲裁；如果纠纷涉及对人权，则可仲裁。

此外，某些类型的纠纷被归类为不可仲裁，即：(1) 刑事犯罪引起的纠纷；(2) 婚姻纠纷；(3) 监护事宜；(4) 破产事宜；(5) 遗嘱事宜；以及(6) 受特别法律管辖的强迫迁出/不动产租赁相关事宜。在A Ayyasamy v A Paramasivam & Ors案中，印度最高法院对简单欺诈和严重欺诈进行了阐释，并认为仅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欺诈指控不能作为认定某一事项不可仲裁的理由，从而形成了确定欺诈严重性的标准。欺诈指控不仅应该严重，而且有可能损害合同和仲裁条款的实质有效性。在Avitel Post Studioz Ltd v HSBC PI Holdings (Mauritius) Ltd案中，印度最高法院认为上述N Radhakrishnan v Maestro Engineers案不再是一个好的先例，并澄清到，仅仅因为某些事实涉及民事和刑事诉讼程序，并不一定会得出纠纷不可仲裁的结论。

此外，印度最高法院还认为，如果合同本身是通过欺诈或欺骗手段获得，则《1872年印度合同法》第17条适用，从而对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的合同和合同后欺诈加以区分。

2016年，印度最高法院划定了第七类不可仲裁的纠纷，即由信托契约和《1882年印度信托法》引起的案件。2018年，法院认为由印度《1986年消费者保护法》引起的纠纷不可仲裁。

此外，在Vidya Drolia v Durga Trading Corporation案中，印度最高法院对仲裁庭处理公共政策事务的权限进行了评论，并明确推翻了NRadhakrishnan v Maestro Engineers案中的判决，为确定仲裁协议中的纠纷事项何时不可仲裁，提出了四项标准。

如果对四项标准中任何一项标准的答案是肯定的，则纠纷不可仲裁。法院还认为，与欺诈有关的指控只有在涉及民事纠纷时才可以仲裁。继上述Vidya Drolia v Durga Trading Corporation案之后，在NN Global Mercantile Pvt Ltd v Indo Unique Flame Ltd案中，印度最高法院维持欺诈的民事方面可以仲裁，但相关合同具有欺诈性根源从而损害仲裁条款的除外。

虽然对欺诈的可仲裁性存在不同看法，但不断演变的判例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明确了只要仲裁协议本身不因欺诈而无效，涉及欺诈的纠纷可以仲裁。

Faranaaz Karbhari是孟买 HSA Advocates律师事务所顾问，Mahafrin Meht是该所首席律师，Sharan Shetty是该所实习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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