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 “中国硅谷” 杭州,这一省份是中国创新驱动力的中心。随着当地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浙江省是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法律市场之一,而本地律所的主导地位使该市场成为全国性大所力争突破的石城汤池。沙淼报道

江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与东海交接处,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却孕育了相当繁荣的经济。

据当地统计局,浙江 2020 年生产总值(GDP)达六万亿元,仅省会杭州GDP就达 1.6 万亿元。

未来无可限量的私营企业不断创新,不仅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而且播种了当地强大的法律服务行业——甚至可与想要进入当地市场的全国性事务所并驱争先。那么,浙江省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浙商传承

“浙江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发达……但在重工业、国有企业和大型外资企业方面,与上海、北京或者江苏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驻杭州办公室合伙人黄鹏说。

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重要组成,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成就中国新首富的农夫山泉、中国最大民营汽车生产商吉利控股均将总部设于浙江。

黄鹏,-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杭州

浙江民营企业也深受投资者青睐。 “浙江省民营企业创新意识强,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舍得在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方面增加投入,” 中伦律师事务所驻杭州办公室合伙人陈月棋说。

兴盛的民营企业也推动了当地资本市场的发展。 “浙江民间资本历来活跃,投融资需求旺盛,金融行业发展空间巨大,” 德恒律师事务所杭州办公室管理合伙人夏勇军说。

浙江企业上市的步伐可谓紧锣密鼓。据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2020 年浙江省新增境内上市公司 62 家,占中国新增数量的 15.7%,位居中国第一。

陈月棋,-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杭州

“国内股票发行条件更加精简优化、更具包容性,这鼓励和刺激了一大批企业开启上市进程,” 总部位于杭州的天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斌说。

夏勇军说,浙江企业的境外 IPO 业务也很活跃,同时,注册制的推行提高了企业上市的效率。

近几年中国资本市场完成了多项改革。2019 年 3 月科创板推出并实施注册制,2020 年3 月新《证券法》正式实施,紧接着 8 月下旬创业板实施了注册制。

“上市后,企业也通过一些股权融资工具融资,如公开增发、非公开增发优先股、可转债以及公司债等多个方式,以增强企业发展中的资金保证,” 陈月棋说。

当地资本市场的活跃,与政府的支持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息息相关。2016 年,浙江政府推出了让民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 “最多跑一次” 的改革,以提升行政效率。政府工作效率的提升令企业受益良多。据浙江发展 改革委员会,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浙江省一般企业投 资项目审批全部实现 “最多 80 天” ,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平均审批用时从 2016 年的 192 天压减到 2020 年的 80 天以内。

史莉佳,-凯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杭州

2017 年,浙江政府亦启动了 “凤凰计划” ,通过企业股改、并购重组等方式发展浙江资本市场。据当地政府报告,截至2020年11月底,浙江自该计划启动后,新增 238 家境内外上市公司,总数达到 641 家。

面对资本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当地律师也敏锐捕捉到了新的机遇。 “浙商企业代际传承问题日益突出,对家事非诉及财富管理法律服务的需求急剧升温,” 位于杭州的凯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史莉佳说。

她说,杭州民营经济和金融高度发达,家事案件经常涉及股权、金融、税务问题,客户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当地律师也看到了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合规等多方面需求的提升。 “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企业自身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提升,” 泽大律师事务所驻杭州的董事合伙人赵健说。

赵健,-泽大律师事务所,-董事合伙人,杭州

科技制胜

阿里巴巴、网易等互联网龙头企业在杭州集聚,数字经济对当地经济增长贡献过半。 “数字经济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 史莉佳说。

以互联网发展为基础,《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于 2021 年 3 月 1 日施行,成为中国第一部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主体的地方性法规。据当地政府报告,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企业超过六千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总量达 7020 亿。

陈月棋认为,浙江这一条例是当地政府在立法、监管上的探索,可以推动数字经济更健康地发展。

刘斌表示,该条例首次在法律层面对 “数字经济” 作出明确界定,不仅将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 作为重点,也对相关激励保障措施、法律责任作了规定。

得益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当地法治环境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省会城市杭州于 2017 年设立了中国首家互联网法院,集中审理涉网业务。

“[杭州互联网法院的] 互联网侵权纠纷、类案很多,” 六和律师事务所驻杭州的执行主任刘珂说。他和团队曾在杭州互联网法院驻点九个月,专注承办信息网络、互联网知识产权等纠纷案件。

刘珂,-六和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杭州

刘珂说,通过与大型互联网企业的电商平台的数据合作,有助于促成类案调解并能显著提高案件执行率。互联网法院的设立也为互联网仲裁开辟了道路,杭州仲裁委员会下的互联网仲裁院亦于 2019 年 7 月成立,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开设的互联网仲裁院。

“互联网仲裁在仲裁规则、交易合同的严谨性上均有严格的要求,” 杭州仲裁委员会副秘书长赵亮说。

“通过互联网解决同类同质的案件,不仅节省人力和物力,也会极大地缩短审理流程,” 他说,小额贷和类银行案件是互联网仲裁院的热门业务。

万人博弈

“浙江的法律服务业同中国经济地域格局相类,居中国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前列,” 京衡律师事务所驻杭州的主任陈有西说。

杭州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杭州共有律师事务所近 600 家,同比增长约8%,共有律师 10,738 名。这一万余名律师去年共创收近 70 亿元,占浙江全省总额过半,律师行业发展迅速。

面对全国性律所的扩张势头,与中国其他地区法律市场有所不同的是,浙江本地律所凭借稳定的客户关系、成熟的管理机制和资源优势站稳了脚跟。

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驻杭州的主任陆利忠说: “浙江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格局较为良好,本土律所与头部律所在浙分所的发展比较均衡,并未出现其他省市地区被头部律所大肆侵蚀市场份额的现象。”

陆利忠,-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主任,杭州

有当地资深律师表示,本地所难以撼动的主导地位与浙江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客户结构有关系,但因浙江经济体量大,杭州仍是全国所设立分支机构的不二选择。

本土大所、全国律所驻杭分所激烈竞争,小型律所的出路并不乐观 “。两级分化非常严重,大的律所越来越大,小的律所不停关掉或者合并,” 黄鹏说。不过,正如泽大所赵健指出的, “部分专业化特色突出的精品所具有一定的局部优势”。

与当地发达的科技面貌相对应,法律科技工具逐步融入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市场。 “以技术手段增强本地律师行业法律服务的效率、精准判断水平和客户体验,趋势愈发明显,” 史莉佳说。

一位在杭州工作多年的律师提醒,一些民营企业创办初期出于成本考虑,会降低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但在后期面对并购等复杂交易时,可能在合作时会处于被动地位。

企业法律风险意识增强,一些企业已在内部建立较为完善的法务部和合规部门,这对外部法律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