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邀请了几位亚洲女律师分享她们的成功故事、职场策略,以及她们为创造一个更包容的法律界所做的努力。蒲安阳报道

久以来,法律被认为是专属于男性的职业,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饱受诟病。不过,最近法律界有了大转变,像年利达、史密夫·斐尔和富而德等国际律所都选择了女性律师来领导它们的全球业务。

问题是,在亚洲复杂的法律和文化生态中,这一进步是否会带来更大的飞跃?

许多调查发现,性别和种族多样性有利于业务运营和决策。麦肯锡2020年的一份报告《多元化取胜—— 包容性的重要性》发现,从管理层性别多元化这个维度衡量,相较于这方面表现最差的管理层,最好的前 25% 管理层团队贡献出超额盈利的概率高 25%。女性高管占比在30%以上的公司,在业绩上也更胜一筹。可惜,许多报告也指出,社会在这方面的进步还很慢。

在最高领导层中,女性占比仍然不足。去年,执掌财富500强企业的女高管数量创新高,达到37家,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即便如此,在《财富》杂志每年统计的企业中,由女性领导的企业只占 7.4%。而在亚洲法律界,性别问题同样糟糕。

“在台湾,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中,女性占 45%,” 台北理慈国际科技法律事务所的联合创始人蔡玉玲说 “,但是,在领导层和企业家群体中,男女比例却失衡。律所的管理合伙人和创始人仍然大多为男性,在其它行业也一样,在台湾,女性 CEO 只占 8%。”

不过,来自位于新加坡的医疗援助和安全服务公司国际 SOS 救援中心的法律顾问李冰相信,随着越来越多女性加入这一行业,性别平等将不再是空想。她当初进公司时,同事中没有女性,所以她并没有女性榜样,男同事们不赞同她的职业选择。但她成功了,也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努力实现男女从业人数均等,我们这个方向肯定是正确的,招收人数均等男女法学生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但仅仅是开始,” 她说, “实现性别平等需要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管理层人士,像我们这样的人做出表率。”

Charmayne Ong 是吉隆坡思纪龄律所知识产权与电信、媒体和科技业务主管,她认为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但目前取得的进步也不能忽视。

“在我看来,法律界对女性的态度有了极大改善,至少在我工作的地方,无论是性别歧视还是其他歧视,都是不被接受的。”

她也承认,亚洲的社会经济规范令女性承担起更高的期望,让她们做起了 “超人”。

打破偏见

常驻新德里的印度最高法院高级律师 Rebecca Mammen John 看到,很多女性律师的法律素养和技能得到很大的肯定,甚至也进入到了男性统治的业务领域,但是陈旧的观念和偏见依然没有丝毫改变。

“在法庭上,女性律师占上风已是司空见惯,” 她说 “。但是,男律师对女同事的态度仍然透着性别歧视和厌女思想。年轻律师经常被品头论足,她们的专业才华经常被外貌掩盖。”

而年长一点、对法律发展已做出不少贡献的女律师,则被贴上 “争强好胜” 的标签,这个标签忽视了法庭本就是对抗之地的事实。在这个行业,强势、聪明的女性的出现更加映衬出男律师们何其缺乏安全感。

日本三浦法律事务所(Miura & Partners)驻东京的合伙人越直美(Naomi Koshi)则对现状颇感困惑,50% 至 60% 的日本女性在生了第一个小孩后,都因为找不到托儿所而离开工作岗位。 “退出职场的总是母亲,而不是父亲,” 她说。

“日本女性不得不在工作和孩子之间做出选择。我决定改变这个局面。我相信我们可以同时兼顾工作和家庭,不必仅仅因为生了孩子而放弃工作。”

正是这个想法驱使越直美去竞选大津市市长。她在两个任期内改善了儿童保育制度。她的政策已开始得到日本各地称赞效仿,但这一问题仍留有巨大的改善空间。

韩国世宗律师事务所驻首尔的合伙人卞玉淑观察到,越来越多女合伙人因业绩出众成为团队领导人,而要到走到这个位置,她们却要付出比男同事们更多的努力。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有得选,客户还是倾向于选择男律师。

不过,随着年轻一代性别意识越来越强,这样的局面有望改变。 “年轻一代认可女性的能力和成绩,愿意与女同事们一起应对大挑战,我想,这也给当代女律师,以及未来的女律师们带来了希望,” 卞玉淑说。

新时代

年轻一代的女律师在法律界也许没有感受到如此严苛的歧视。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主要受文化影响,而全球化让女性有了更多发言权,让更多女性步入举足轻重的岗位。

“女性有了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她们的能力也越来越受认可,” 常驻雅加达的印尼欧莱雅法务总监 Kezia Pembayun 说。 “也可能是因为相较于几十年前,现在有更多的平台让我们呼吁给女性平等的机会。”

但她也承认,法律界某些领域或职位仍然由男性主导,部分原因是因为女性为了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更多地照顾家庭和孩子,而选择了特定职位,如公司法务。

不过,新兴科技为女性带来了新的职场机会,因为科技公司更灵活和包容。

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职场中,当下的女性律师们都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独立自主。

挑战仍然存在,在某些地区,天花板可能要更厚,但这个天花板的隙缝已经越来越大了,那些初入法律界的律师们有了更多职业上升途径。

下面我们将介绍亚洲几位女律师的故事,分享她们相通的一些经历,以及她们给予后辈的建议、经验和鼓励。


Vivi-Huang

[ 中国内地 ]

乐观的声音

黄嘉慧,微信法务总监,中国广州

在一家头部互联网企业领导法务团队的黄嘉慧发现,处在创新前沿,工作文化也会相应变化。作为一款拥有 12 亿用户的国民产品的总法律顾问,从她的个人经验中,我们可以一窥未来的职业和职场文化动向,而对于未来,她非常乐观。

“从我个人经历看,在法律界,女性还是能够获得相对公平的机会和待遇,” 她说 “,过去十年,社会发展很快,整个法律界,以及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态度也在进步。在法律界,男女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女性更自信了,也更渴望展示自己的才华以及对职业的自信。”

“我很幸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没有遇到过性别带来的挑战。互联网公司的工作环境很公平,也很灵活,你的专业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决定了你在公司业务中的影响力,而不是性别。”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女律师要面对很多难题,比如工作时间长,客户要求高,工作生活平衡问题等,但我认为这些问题是所有从业者要面对的。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职场中,女性喜欢独立自主,在清楚自己的目标,知道如何实现目标之后,她们愿意承担更多责任。”

黄嘉慧在 2013 年加入科技巨头腾讯,担任微信(海外称 WeChat)的法务总监。在加入腾讯之前,她从 2005 年起担任另一家科技巨头 —— 网易的法务总监(诉讼方向)。

“我工作中面对的一个挑战,是我们的产品非常新,没有确切的法律或规则可依,” 她说 , “我们要全面理解非常技术性的产品和业务,还要准确地对照着相关法律要求调整产品。但是,这样的工作经历培养了我深入理解业务的能力,而只有理解了业务,才能够提出有建设性和实操性的法律选项。”

“为了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处理投诉和解决争端的渠道,为了保护利益相关方和用户的利益,我带领团队探索出一套适用于社交平台的 IP 保护方案。作为一个互联网公司的法务,创新和创造精神非常重要,这样才能满足业务发展和风险管控的需求。”

“我对女律师,尤其是初入职场的女律师的建议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不要给自己设限。给自己设定目标,坚持不懈,你的潜力和能力将是无限的。还有很重要的是自信、强大,保持经济独立。”

疫情感悟

“疫情对全球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幸运的是,移动工作,或远程工作已是互联网行业常见的工作方式。中国政府做出巨大努力控制疫情,现在环境也安全有序,这让我们对未来有了信心。”

“在疫情期间,为了帮助企业快速复工复产,微信频繁升级,提供各种功能。我带领 团队跟上产品升级的节奏,帮助公司快速成长的同时控制风险。尤其在疫情期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依赖网络产品。微信快速行动,升级了许多新功能,比如直播、医疗服务、相关的小程序等。我的团队和我也为所有这些产品提供法律和合规支持。”


Lorna Chen

[ 香港 ]

人才培养

陈新,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亚洲区主管合伙人、大中华区负责人

作为律所管理层的一员,陈新创办并领导了谢尔曼·思特灵在亚洲的资产管理和投资基金业务。她在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领域拥有超过 19 年的经验,为客户提供有关另类投资产品的构架、重组,和运营,以及共同投资基金方面的服务。

在 2008 年来香港之前,陈新在纽约分所工作了八年。她经常通过媒体和主要的行业会议对本地区的投资趋势发表看法。

“我觉得现在大家越来越意识到、也越来越强调培养女性人才,” 她说 “,对于女性法律从业者面临的问题,也有更多公开讨论,越来越多男性支持者积极参与这类讨论,这对推动进步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组织实施性别多元化的举措,性别多元化也愈加制度化地融入到企业文化中。”

“作为一家全球顶级律所,多元和包容已是谢尔曼·思特灵组织架构的一部分,融入在我们的价值观和业务中。我们在 2018 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全球多元与包容工作组,我本人也是成员之一。我们的女律师可以在女合伙人或律师指导团队中选择导师,与女合伙人和女同事交流,这样她们更能找到共鸣。”

“我看到,社会对女性态度的进步促使越来越多女性选择法律作为长期职业。但律所的女性领导人占比仍太低,因此进步空间还很大。我们需要研究并解决女性今后在职场和社会中仍会遇到的系统性障碍。”

“自己的努力能得到客户和律所的认可,能够在职场上一路晋升到高级管理层的位置,这带来的满足感是无法比拟的。但我发现,能够支持和培养所里甚至是整个行业内的年轻女律师,这带来的成就感,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成绩。我希望能够激励更多女性向着职业最高峰攀登。”

“我对年轻律师的建议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学习不同领域的新知。保持灵活,尝试不同类型的工作,这样你才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领域。因为最终,你的工作必须能给你带来快乐。精心的规划不一定能带来成功,不要排斥新机会,敢于尝试,你的事业才会成功。我的另一个建议是,如果你对现状不满,就主动做出改变,朝着目标奋斗。不主动探索,你永远不知道人生有哪些可能性。”


Jaclyn Tsai

[ 台湾 ]

智慧的选择 成就事业高峰

蔡玉玲,理慈国际科技法律事务所联合创始人,台北

从地方法院法官,到跨国公司法律顾问,到成立律所,再到成为行政院政务委员,蔡玉玲在事业上已经攀登过数个高峰,正是这丰富的职场经历,令她洞悉,在台湾要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还需要哪些改变。例如,她认可女律师数量的增加,但随即又指出女领导数量明显过低。

蔡玉玲提到,台湾法务部公布的统计数 据显示,通过台湾律师资格考试的女性在过去几年逐步上升,从 2015 年的占比 34.9% 到今天的接近 40%。在台湾,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中,女性占 45%。

“可能女律师的人数很快会赶上男律师的数量,” 蔡玉玲说, “但是,在管理层和企业家群体中,男女比例却失衡。律所的管理合伙人和创始人仍然大多为男性,在其他行业也一样,在台湾,女性 CEO 只占 8%。”

“据我观察,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在于,女性仍然要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做出选择。许多女性可能认为,做一个律所的管理合伙人或创始人需要处理大量的案子,还要花时间建立人脉关系,这让她们不能好好照顾家庭。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看到很多女性选择做公司法务,这样能更好地平衡工作和 生活。”

“和许多女性一样,我也曾站在十字路口,当时我在一家大型跨国企业工作,要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选择。作为一家跨国企业的高管,我经常到全球各地出差,待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当时我的孩子还小,因此我决定放弃职场上的晋升,回到台湾,创办律所。”

1998年,蔡玉玲辞去IBM大中华区法务长的职位,和伴侣李宗德创办了理慈国际科技法律事务所。2013年,她再次转型,这一次是进入政界,担任数字相关政策的不管部会政务委员(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of Digital Related Policies)。 任期内,她负责虚拟世界发展、电子商务、共享经济、数字汇流、创业环境、开放数据和数据治理相关法规的改革。

“我职业生涯的最高点就是被任命为不管部会政务委员,” 她说, “我可以将我在法律行业作为律师积累的实践经验和知识,推广到无数的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中,领导政府政策的改革,让政策能够被从业者接受。这个职位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具有挑战性的职位之一,也是最有成就感的职位之一。”

“我职业生涯的最低潮,就是不得不弃在IBM的发展。但我相信万事一定有柳暗花明之时。创办自己的律所也是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如果没有创办律所,我不可能达到职业生涯的最高点。”

蔡玉玲在2016年回到律所工作,同时继续担任台北市政府智慧城市委员会和数位治理委员会委员。她现在还是台湾女董事协会理事长,以及台湾金融科技协会理事长。


Lorraine-Lee[ 新加坡 ]

智慧之光

李冰,国际SOS救援中心全球援助法务总监兼亚太区首席隐私官,新加坡

作为亚洲杰出法务总监之一,李冰说话从不含糊,所 以,当她谈及孕期工作期间受到的歧视时,不难想象,她这段透露出男性无知的回忆颇显残酷。的确,回忆是 残酷的,但也仅存于她的讲述之中。她的分析则更谨慎, 透露出她的睿智和学识,这很值得年轻的男女律师们学习效仿。

“我怀孕时,男同事们都问我,‘你休完产假后还回来工作吗?’ ” 她说 “,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有一些女人在休完产假后就不回来工作了,’ 他们说。所以他们对女性会有这种假设。但至少他们说出来了,让我有机会发表不同的观点,证明他们想错了。我总算明白了。我不仅得证明我和他们一样优秀,还得让他们心服口服。在这个行业,频繁的出差似乎被看作是一枚荣誉勋章,而我也戴上了属于我的这枚勋章。

“在怀孕期间,为了一个重要的并购案,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我每隔一周就要出差一次,最终,在经过通宵达旦的谈判后,交易在凌晨五点完成签署。休完产假回到公司后,我在八周的时间里出差了五次,出差的时候全副武装,我得带着吸奶器、冰柜,戴着护腕(手腕疼痛是产后常见问题)。”

“在另一个交易案期间,我给同事们发了一封邮件,向他们解释,我在哺乳期,在开会时必须每隔四个钟吸一次奶。主持会议的同事非常恼火。他问,‘你不能在午饭时间做吗?’ 我说,‘不行。就这像上厕所一样,没法延迟。’ 其实在生孩子前我也不懂这一点,但我这个同事已经为人父母,我仍然要向他解释,女性的处境可想而知。”

“我很高兴,这些男人把他们的想法都说了出来。虽然很难听,但这让我有机会发声,为多元化宣传,处处留意生活中的 ‘无意识偏见’。”

“我现在意识到,多元化是多维度的。讨论性别问题时,也必须考虑到种族、年龄、残疾问题,也要承认特权的存在。我们现在能激烈地讨论性别问题,为实现平等不断努力,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更成熟了,虽然世界经济论坛2021年的《性别差距报告》预测,135.6年后我们才能实现平等。这需要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管理层人士,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出表率。”

“多元化不仅是正确的事,也是有益的事,不同的经历可以贡献出不同的观点,因此,多元化还有利于业务运营和决策。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位居管理层,我们都对后辈负有责任,我很感激,自己能够为他们做点 什么。”

在担任目前的职务之前,李冰在多个跨国公司工作过,先是在新加坡大集团吉宝企业担任法务经理,之后加入希尔顿酒店及度假村担任高级法务,她在这个以男性为主行业中的从业经历也拓展了她对性别问题的看法。

“我很幸运为一家在中东和亚太区发展迅速的企业提供支持,成为第一位亚洲区域法务,第一个在总部以外建立起法务团队的法务人员,当然这也带来了挑战。我当时很年轻,又是女性,又来自亚洲,在公司里,没有出身亚洲的女性前辈给我指引。”

李冰同时持有新加坡和英国的执业资格,刚入行时,她在 WongPartnership 律师事务所和立杰律师事务所工作。尽管她没有经历过性别歧视,但她也观察到,在给律师们划分执业领域时,一定程度的刻板印象仍然存在。

“在房地产和公司法领域,女律师更多,而在诉讼和船运领域,男律师更多,” 她说, “这对我个人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的选择和律所的分配是一致的,但是,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女律师想做船运诉讼,她会面临莫大的障碍。”

疫情感悟

“在 2020 年封城的混乱之中,我创办了一家非盈利机构,叫 Live on Purpose,汇集了一群非常棒的志愿者,邀请了一些优秀人士加入顾问团队。我们开发了一款 应用,让捐助变得更简单、更高效。将梦想付诸实践,这让我的心灵更充盈,让我的生活有了目标。”

“我也很幸运能够加入目前工作的这家机构,我们的使命是帮助其他机构保障员工的安全和健康。我们在疫情持续期间继续提供帮助,帮助其他机构提高工作环境的弹性和灵活度,安全复工,这也让我觉得工作非常有意义。”


Camile Aromas

[ 菲律宾 ]

勇敢坚毅,超越自我

CAMILE AROMAS,华为技术菲律宾有限公司法务总监,马尼拉

我自己就遭遇过性别歧视和骚扰,要知道,我刚入行时做的是诉讼业务,” Camile Aromas 说。 “要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其他方法,必须大胆直接维护自身利益,并且要诉诸公司政策。”

“法律界的竞争从未如此激烈。不给自己设置高标准、不付出必要的时间和努力来达到这些标准,很难成功。”

Aromas 在工作中遇到问题从不回避,她认为相比几十年前,现在的女性形成了更强大的集体力量。目前的进步正在不断改变从前人们对女性的否定态度,尽管整个过程比较慢。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身为女性,职业必定会受到限制。

“现在,女性有了更多自主权,可以客观分析自己的情况,发现男女之间的待遇鸿沟,并积极高效地参与相关的行动倡议,消除这些鸿沟,” 她说,“比如,现在在菲律宾,从事法律,以及处在管理岗位的女性占比已经比较高。”

她建议年轻的女律师们“不要停下前进的步伐,要勇敢坚毅,相信自己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努力工作。善待同事,善良的品质在法律界往往被低估,但它却可以为你助力。”

Aromas 在 2010 年进入职场,第一份工作是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该行的智库)的治理顾问,一年后,她加入贝克·麦坚时马尼拉分所,成为一名律师。2015 年,她加入 DivinaLaw 律师事务所,成为马尼拉和新加坡分所的合伙人,她曾在美国威凯平律师事务所的伦敦分所做实习律师,并有机会在那里学习仲裁。自 2019 年起,她在华为技术 菲律宾有限公司领导法务团队。

疫情感悟

“疫情考验我们灵活应变的能力,也考验我们能否找到并创造增长机会。”

“我很幸运,居家工作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可能是因为我一个人住,并且住得离公司近。但是,从传统工作方式过渡到居家工作的这个过程并没有那么顺畅。疫情带来了 很多未知,似乎每一天都会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或问题,而法务部只能在家里解决这些问题。”

“远程领导团队本身就很难。我必须提升自己的数字技能,改变思维,摆脱传统的工作程序,应对一个不断变化且有突发状况的环境。我觉得我变得更谨慎,更冷静,也更有创新精神了,也因此更擅长管理危机。”


我们从姐妹刊物 Asia Business Law Journal 中选取了几位女性代表汇集成本文。如欲阅读全文, 请浏览 https://law.asia/ladies-justice-women-lawy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