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看似没有尽头的外部挑战，中国和外资律所的管理者们决心突破过去的限制，着眼于未来的丰厚机遇。靳海莲报道
一如短跑运动员不断改善技术和身体条件，只为将比赛成绩提升一微秒，中国的法律市场选择了着眼于未来而非过去，并提升效率，已然摸索出一套新常态下日益灵活、愈加进取的业务布局策略。
本土和外资律所正熟练地将它们此前积累的经验运用到律所的日常运作、客户关系管理、业务范围拓展等事务中，渴望从经济下行导致部分业务萎缩的大环境中加速发展。
一如既往，《商法》在年中双月刊中推出我们的年度市场调研系列报告，探索中国法律市场过去一年的波澜起伏，并直击所有的最新动态。
君合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合伙人余永强指出，当前头部律所的竞争依然激烈，各家律所的发展都会遇到更大的挑战。“相应地，节源开流都会成为律所的一个新任务，”他说。
那么，在如此背景下，律所的管理者们分别拿出了何种策略和规划，确保在抓住机遇的同时保持竞争优势？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篇报告将盘点近期中国法律市场最为活跃的行业和执业领域，同时一窥中外律所合伙人们如何运筹帷幄，以管理智慧突破重重客观限制。
此外，本期的系列报告还专门讨论了律所的营收等量化成绩，以及过去一年中法务工作的困难和心得，有关文章请分别参考本期顶级域名争议投诉的实务及特点、企业如何规划规模性人员调整方案？。
当前影响中国经济复苏的几大不确定因素有目共睹，国内防疫政策、国际关系紧绷、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加速收紧、全球供应链持续脆弱、国内消费需求收缩等，无一不牵动着法律市场的神经，冲击了包括境外资本市场、境外并购等在内的一些业务领域。
不过，这些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同时带来了破产重组、争议解决、劳动法、生命科学等领域业务需求的猛增。
同时，随着中国的监管框架逐渐成型，中央政府推出新一轮的治理规划，数据合规、ESG投资和合规、反垄断、城市更新建设等由政策直接驱动的业务领域则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会。
客户关系的试炼
充满变数的国内防疫政策带来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旅行限制，律师正常业务出差受限，极大挑战了律所服务客户的能力，亦令一些律所重新思考它们以往用以维护客户关系的方法。
“我们今年的战略是通过更加关注现有的忠实客户，来保持稳定的团队，”基德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合伙人范建年说。
他介绍，通过“团队谈判、虚拟尽调、电子签名系统”等技术手段，在上海接近三个月的艰难封锁时期，基德帮助客户克服困难，签署了数项重大并购交易。
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中国区负责人吕康毅也指出，律师与客户关系的互动一下子在世界范围内从面对面转到了线上。
“新冠疫情前所未有地强调和放大了数字营销对于律所有效业务发展的核心作用，”他强调。
吕康毅说，品诚梅森2021年在微信平台上发布了80多篇文章，这带来了可观的新增关注者和阅读量。“此外，我们继续在中文网站上增加中文内容，在与客户的数字连接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他说。
值此关键时刻，多家律所认同，信息技术对维护客户关系具有重要作用。汇业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高级合伙人周叶君说，该所作为拥有中国创建最早劳动法律服务团队的律所，在今年举办了多次以劳动人事为主题的线上讲座，组织该所多地的资深劳动法专家参与讨论，累计参会人数超过两万人。
除了继续为客户开展讲座外，兰迪律师事务所还“适当放宽律师费支付期限，与客户共克时艰，”该所驻上海的高级合伙人高锖说。
蓝白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首席合伙人陆胤也指出，客户的支付能力有所下降，因此，具备一体化运作实力的律所能够拥有更多的灵活性，该所的一体化团队“让客户有更多的选择，以满足客户不同程度的法律服务需求”。
相比境内差旅限制，过去一年中国居民出境亦困难重重，不过 ，仍有律所合伙人为了“加强与客户和同行间的交流、解决客户面临的实际问题”，在今年走出了国门，积极参加国际会议。
万慧达知识产权驻上海的事务所主任朱志刚说，在进入疫情的第三年，他们已经适应并能够通过技术手段，与客户保持密切高效的沟通，同时，该所的六位合伙人在今年克服重重困难，成功赴美，参加了国际商标协会（INTA）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第144届年会。
上升趋势
最初作为帮助投资者筛选潜在的投资公司的一系列规范，随着政府监管的介入，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现在也逐渐成为了企业内化的合规要求。多家律所均表示，过去一年中该领域的业务非常活跃。
尽管目前在中国，尚未有一部专门针对ESG的法规，但是在环保、公司、劳动和竞争等方面的基础法规以及交易所的规则和指引文件中，均有与ESG相关的规定。
林朱律师事务所驻香港的管理合伙人朱静文看到，颇具规模的客户一直在强化他们在ESG中 “G ”（治理）方面的措施；但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则仍在寻找方法来实现解决ESG中的“E”（环境）和“S”（社会）方面的问题。
对此她建议，投资者应对投资目标进行模拟测试和更深入的尽职调查，确保他们的供应链和客户群多样化，更定期地进行内部审查，并加强对供应商的审计和评估。
吕康毅也观察到类似趋势，该所在与跨境建筑和基础设施以及能源和自然资源有关的业务活动出现了显著增长。
他说，品诚梅森目前正在代理一些复杂且具备开创性的项目，当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集中式太阳能项目、世界上最大的绿色氢气项目、世界上第一个100%可再生能源供电的城市以及东非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投资等。
“旺盛的需求、绿色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的张力和乌克兰战争的冲击，都导致了投资和资本部署方式的重大调整，”吕康毅说。
该所还在今年4月新任命了七名亚太区管理层，几乎所有人的执业经验都集中在能源和基建领域，此举旨在进一步提升品诚梅森的能源与基建业务的服务能力。
与经济低迷互相此消彼长的，正是法律市场的破产重组业务。随着经济增速及生产放缓，许多企业正寻求削减成本的方式，环环相扣的供应链将这一负面效应传导到经济内体的各行各业。君合所的余永强指出，尤其是中小企业以及房地产行业，多数企业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情况。
“对于濒临破产但又有复苏希望的企业，促使债务人企业与利害关系人协商合作，从而带领企业走出困境，重获新生，是困境企业的良方妙药”，他说。
而大量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导致不良资产处置业务也随之涌现。建纬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管理合伙人魏来观察到，伴随着国内一些头部房企陷入巨大的债务危机，相关建筑企业也陷入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困境，“越来越多的不良资产收购处置、债务重组以及破产重整业务找上我所”。
同时，境内外投资机构及资产管理公司也在积极寻找和争抢境内针对“不良资产”的投资机会，他补充说。
另一在近两年兴起的逆经济周期业务领域则是劳动法。周叶君说，该领域下客户主要面临的法律问题包括：
-
- 在全国再次陷入疫情危机的背景下，企业需要应对员工的远程办公及弹性工时问题；
- 共享员工问题；
- 工时休假问题；
- 员工劳动合同变更及解除问题等。
“很多企业侧重于救火式的‘劳动争议处置’，或只及一点或一面的劳动法律风险防控，未能从体系视角看待企业内部人员管理问题，”他说。
因此，他建议，企业应当系统性地对企业进行劳动人事合规管理，即树立和践行企业价值观，从体系化、标准化、多法域视角重塑人力资源管理流程，最终保障企业的稳定经营。
陆胤补充说，企业对新业态用工的关注也不够，似乎对新的用工方式带来的用工灵活性和成本竞争力丧失了兴趣。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下，新的用工方式呼之欲出，可能会有突破性的举措。”
国内经济下行、金融监管秩序的调整也令争议解决领域的几类纠纷显著增多。植德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合伙人张文良看到，目前活跃的纠纷类型包括：（1）金融或类金融领域的融资纠纷，主要与债务违约相关；（2）金融机构、资管机构与投资人之间的纠纷，由很多资管机构打破刚性兑付后引发；（3）股权投资领域因退出困难导致的纠纷；以及（4）资本市场领域关于虚假陈述的案件（在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更新的裁判规则后）。
全方位合规
过去一年，企业的合规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实现反垄断、数据安全、国际贸易、跨境投资等领域的合规，刻不容缓。全球政治保守主义抬头，企业不得不重新审视它们的融资和扩张计划；同时，国内“强监管”的态势在2022年得到了延续。
中伦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合伙人余昕刚认为，从现有的一些案例来看，合规方面一旦出现重大问题，企业将承担很高的成本。同时，他预计，“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合规监管的趋势还会持续”。
因此，“避免合规风险，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增加企业成本，而是增加收入，”他说。
余昕刚指出，与跨国企业相比，国内企业在过去比较忽视合规法律要求，而把更多的法律资源放在企业发展方面。
但如今的语境已迥然不同。随着中国企业从高速发展期转入相对平稳的守成期，“我们建议企业未来将更多的法律资源投入合规方面，而且要未雨绸缪，不要等到被调查了才开始自查。”
在数据合规领域，网信办以违反网络安全和数据法律为由，对滴滴开出了超过80亿人民币罚单，成为全球数据保护领域历史级最高额罚单，远超一年前亚马逊因违反欧盟GDPR受到的7.4亿欧元处罚。
随着《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先后就位，中国数据保护法律框架终于基本成型。
CMS中国驻上海的管理合伙人邬丽福说：“这些法律变动为给公司在日常工作中处理个人信息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特别是对业务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同时，邬丽福观察到，数据监管领域的主管部门也在增加地方层面的执法和调查活动。“对于各行业的企业来说，及时做出合规调整，以符合新的监管要求并应对日益严格的执法行动尤为重要，”她提示。
海问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的合伙人唐江山总结， 在数据合规领域，客户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企业境外上市是否需要进行网络安全申报，以及数据出境的法律风险等问题。
“在交易类项目的尽职调查中，企业经常忽视，数据来源（特别是B端业务里B端客户如何获得数据）是否涉及个人信息，以及是否需要个人的同意或单独同意，”他提示。
唐江山建议，实务中，客户应当对数据驱动型企业进行专项的数据尽职调查。
而在反垄断领域，执法部门在2020年针对阿里巴巴、美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开出两笔罚款金额分别为182.2亿元和34.4亿元的天价罚款后，《反垄断法》迎来了实施14年以来的第一次修改。
植德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合伙人叶涵说：“针对各类垄断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均大幅提升。”
“针对民生、科技、金融、媒体等领域的反垄断执法仍然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执法重点，”他预计。
资本市场交易所的制度更新亦催生了相关法律服务的需求。康德明律师事务所驻香港的合伙人龙翔德（Piers Alexander）说，为了遵守于今年1月1日生效的港交所《主板上市规则》中有关海外发行人制度的修订，该所香港办公室的公司业务团队一直在协助他们的上市公司客户修改章程。
此外，离岸法域的实体也需要紧跟当地法律更新的步伐。开曼群岛近年来引入了私募基金法，这意味着现在受开曼群岛金融管理局的监管的基金数量比该法生效前多了13000只，龙翔德提示。
“开曼群岛金融管理局一直在进行监管调查，以此来改善受监管实体的合规性”，他说，“我们一直在协助基金客户并向他们提供关于监管措施和反洗钱的建议，以培养合规的心态。”
知产保护
随着监管框架成熟、司法实践案例涌现，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服务需求尤其旺盛。朱志刚说：“整体而言，2022年中国IP法律市场延续了去年的繁荣，商标确权领域持续活跃，商标申请注册的后续程序及行政诉讼程序案量呈现稳定增长。”
中国已然完成了近一轮的知识产权修法，涉及到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等各个领域，而在提升了赔偿额度上限、降低举证责任的制度基础支持之下，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高判赔案件，这便鼓励企业更加积极地在中国维权。
铸成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创始合伙人苍雨春看到，国外客户从过去以在中国法庭上认定侵权事实作为案件终结的标准，转变为更加重视赔偿和执行。对此，该所“在全所范围内调整案件办理方式，将诉讼业务关注重心转移到赔偿和执行上。”
不过，罗思的中国区总经理崔红指出，由于一些诸如恶意商标注册的侵权行为违法成本较低，知识产权人在保护自己的品牌时仍然面临着挑战。
她说，虽然知识产权人对打击各种恶意抢注者很有信心，但有时也会感到沮丧，“因为成功注册越来越难，同时，为了取得商标注册，总是需要反复重新申请，不以使用为目的的驳回也非常常见”。
而除了与知识产权直接相关的修法外，一些其他法律的修订也提升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路盛律师事务所的北京诉讼业务负责人蒋南頔指出，在游戏领域，最新的修订的《刑法》中纳入了著作权“技术保护措施”，意味着“游戏硬件权利人首次能够借助刑事执法行动，打击利用破解的软硬件玩盗版游戏的现象。”
此外，新修改的《种子法》于3月1日起施行，扩大了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及保护环节。安伦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主任合伙人田晓东说：“植物新品种保护趋向于更加严格。种子生产企业持有植物新品种权，正在更加积极地维权。”
在行政和司法层面，则既有积极也有消极的动态。田晓东观察到，如今，“技术类案件由有经验的法院集中审理，公平性更加有保证。”
而崔红则补充：“我们看到商标申请的驳回率呈上升趋势，审查标准也愈加严格；此外，商标评审部门和法院不愿意在相关案件正在进行时暂停案件。”
随着国内技术水平的进步，一些产业的本国企业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龙头企业，它们开始重视核心技术的保护。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管理合伙人邢冬梅总结，新兴的知识产权相关热点行业包括文化创意产业、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等等。
“这些热点行业和复杂的知识产权诉讼都对律师业务水平、质量、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近两年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