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间接税法的发展路线图

本文将介绍印度间接税领域的最新动态，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印度商品和服务税每年都要经历一次“蜕变”，伴随而来的一系列政策决策经常让纳税人措手不及、深感困惑，面对接连不断的税制改革，他们往往“心余力绌”。

这一系列始料未及的政府决策，以及对商品和服务税本身持续不断的调整，让纳税人的营业活动大受影响。

最新进展

公司担保新规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公司担保的估值就是其中一个让全行业都“头疼”的难题，特别是在税务部门的相关调查还在进行中的背景下。为消除歧义，政府新引入了一项子规则，即《中央商品和服务税法》第28条下的子规则(2)。

根据上述规则，公司担保的价值是所提供担保金额的1%和实际对价的1%之间较高的金额。这一规则的出台可谓给纳税人下了一场“及时雨”，让商品及服务税下的公司担保估值规则更清晰，解决了纳税人的若干关切问题。

然而，在深入分析之后可以发现，新规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问题。

例如，“公司担保”一词的含义不明确，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即相关方为保证持股比例、持续经营和注资担保而提供的意向函/安慰函等文书是否适用上述规定。

另一项仍待解决的问题是，在没有国外汇兑的情况下，向海外实体提供担保是否属于服务出口的范畴。如果商品及服务税下的此类服务的估值被认定为公司担保的1%，这个问题尤其要澄清。另一个问题是新规下的税金是一次性缴纳还是在公司担保有效期间每年缴纳。

因此，在适用新规前，必须对交易进行逐项审核 ，确保新规的准确施行。

外派员工工资税务问题 ——一线转机

自印度最高法院在Northern Operating Systems一案中作出判决后，外派员工工资也开始缴纳商品和服务税，尽管大多数企业对此作出了抗议。不过，最近的一系列判决给纳税人带来了一线转机。

德里高等法院在对近期案件作出实质性审理后，搁置了这一纳税要求，给了“受评估方”一个喘息的机会。随后，包括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高等法院以及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在内的多个高等法院也搁置了对外派员工工资中印度部分的纳税要求。这也促使“受评估方”重新审视个案案情。业界不禁“憧憬”：在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后，是否还有转机？

令状救济：面对催缴通知的“保护伞”

纳税人在其他部门“求告无门”的时候，高等法院的令状就成了“救命稻草”，这是现在纳税人面对商品和服务税催缴通知的状态。

如有违反自然正义原则的行为，或者当事人要寻求基本权利的实现，或者相关部门没有管辖权下发通知或命令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令状。

最近，税务机关下发催缴通知而不说明原由，或驳回进项税抵免申请但不举行听证，亦或以最高税率计税却不解释原由的情况频频发生。这些情况促使企业向高等法院求助。

虽然这些催缴通知最终都被法院撤销了，但通知或命令本身言辞模糊，给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一是这些催缴通知扰乱了营商环境，二是它们加重了企业的法律负担。

因此，政府有必要“整顿”这些催缴通知和命令，让规则更清晰、更透明，同时减少高等法院频繁干预的必要性，营造更有利于企业蓬勃发展的环境。

商品及服务税理事会的角色转变

商品及服务税是印度税制变革的产物。在商品及服务税法出台时，商品及服务税理事会会议被认为是制定法律的关键平台。

商品及服务税理事会由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的代表组成，旨在促进合作联邦制，并就税率、免税和其他相关事项做出关键决议。其决议被认为具有立法授权的分量，理事会的会议被视为作出实质性法律裁定的平台。

然而，近年来几个法院判决让商品及服务税理事会的角色发生了变化。马德拉斯高等法院认定理事会是一个建议性机构（Parle Agro [2023 (11) TMI 601)。法院还表示商品及服务税理事会的建议不具有约束力(Mohit Minerals, [2022] 138 taxmann.com 331 (SC))。

这就让人对商品及服务税框架内的决策效力产生了疑问。纳税人和利益相关方不得不重新评估对商品及服务税理事会会议结果的预期。如果未来出现理事会会议和邦政府就法律修订作出的决定不一致的情况（前者决定修订法律，后者却做出相反决策），结果将如何？值得期待。

对反牟取暴利规定的判决引担忧

德里高等法院近期的另一项判决(2024-VIL-84-DEL)也同样引人注目。本案中，原告申请对反暴利条款的特别上诉许可，而法院判决维持了反暴利条款的有效性。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认定反暴利总局（Directorate General of Anti-Profiteering）有关报告提交时限的规定仅为指示性规定。

上述判决引起了纳税人的担忧。对于国家反暴利局(NAA)没有追究的事项，其不确定性增加。此判决犹如一把利剑时刻高悬于纳税人头上。即使对于NAA没有启动调查的事项，企业也需要持续评估。如果这些规定被视为指示性规定，则需要明确这些规定的界限和适用范围。

尽管德里高等法院作出上述判决，维持了反暴利规定的合宪性，但也承认，当法律程序超越权限时，或者当主管机构没有考虑到成本上升及ITC偏斜等实际因素时，就有可能构成任意行使权力。

然而，高等法院认为，针对此类命令的救济措施是将其诉至法庭或其他主管机关，而条款本身不能被推翻。因此，对此类案件必须逐案审查、举证以逃脱暴利指控。

ISD机制有待明确

根据商品及服务税理事会第50次会议的建议，《2024年财政法案》提出调整进项服务分分配（Input Service Distributor，简称ISD)的定义，引发了监管格局的动荡。尤其引发关注的是，从非强制性框架向强制性框架的拟议转变。

现行《中央商品和服务税法》（Central Goods and Services Tax Act）第20条下的ISD条款规定非常明确，但拟议修正案省略了分配过程的细节，且对条款作彻底修改，致使规定变模糊。

因此，纳税人迫切需要相关机构对整个ISD机制作出明确规定。在ISD条款修订颁布之际，主管部门应及时解释和指导ITC的分配方式，确保企业顺利过渡。

很显然，在实施商品及服务税的过去一年，受评估方、专业人员、主管部门和政府已将重点从单纯的合规/匹配/不匹配问题转到涉及法律解释的问题上。这项措施将是朝着完善商品及服务税立法迈出的重要一步。

我们唯能期待，在未来几年，税务法庭可以有效运作，及时解决税务纠纷，提供详细、有价值的指引，让整个商品及服务税制度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