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乎企业的业务和所处行业，法务的具体工作可能千差万别。不过，近期锐增的监管压力和地缘政治相关的不确定因素，俨然已成为各行各业企业法务的共同话题。程新报道
近期，国内重磅法律法规高频推出，且广泛覆盖数据安全、高管责任和国企合规等关键领域，令企业法务一刻不得松懈。
同样不容忽视的还有全球范围的冲突，或将经济工具武器化，或动用真枪实弹，都对国际稳定局势和供应链安全造成无可估量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不久前能够一拍即合的国际业务合作都成了烫手山芋，需要重新评估其可行性以及是否值得。
究其根本，企业法务的职责在于预判并管理企业运营中出现的种种内外部风险，近期以外部居多。当纯粹的商业利益不再是主导商业活动的主要逻辑，法务的工作难度固然有增无减。
本文将探索不同行业的企业法务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他们如何在大风大浪中保障企业行稳致远。
汽车与能源
在旁人眼中，西方对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征收层层关税，就好像一档电视剧不断制造冲突剧情来吸引观众，而最新的一集就在今年10月播出。经过反补贴调查，欧盟执行委员会投票通过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最高达45%的关税。
除整车外，西方针对芯片等“卡脖子”技术的关税和管制措施也对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业务出海和发展形成较大阻碍，路特斯科技的法律专家关正荣说。这导致业务范围限缩、成本上升和全球销售策略变更。
不过，她认为“机遇也隐藏在挑战中”。芯片短缺和关税成本上升一方面增加了销售成本，同时也刺激了原始设备制造商（OEMs）寻求搭建多维产销策略。“对于此前在海外有建厂布局的企业来说，无疑为产品本地化和持续实现海外收益提供了可行方案，”她补充。
中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成员，关正荣建议企业如能将贸易的产业和供应链设定在该协定范围内，将享受区域内的税收优惠政策。另外，在符合原产地规则——即货物以其生产地为“经济国籍”——的情况下，也能实现正常欧美出口的目的。
面对层层贸易壁垒，关正荣指出企业应与行业协会、地方政府和商务部形成有效联动，而非被动等待。她举例，今年3月，中国已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有关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措施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
“充分利用现有规则，不放弃相关程序权益，最大限度寻求可用措施，捍卫企业利益,”她说。
奥托立夫中国的法务部总经理黄亦韻也感受到，随着本土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崛起，以及越来越多的子品牌投入市场，国内汽车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法务部则需要在不增加原有资源的基础上，应对更复杂、激烈的业务需求。
“这一方面对我们的时间管理和资源管理提出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紧密地了解市场的变化和起伏，”她说。
有鉴于此，黄亦韻在搭建法务团队时倾向于招募擅于学习、乐于学习的人才。她认为，“法务工作不是像评判试卷一样地审阅合同，更不是像回答简答题或者论述题那样解答业务部门的疑问”，而是需要了解自身企业以及上下游行业的业务，熟悉国内和国际环境，才能给出匹配企业需求和有效的法律方案。
在紧张的国际关系背景下，中国能源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需经过更复杂的审批程序。“尤其是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趋于严格，”联合能源集团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张伟华说。“比如一些中资企业在海外收购关键矿产资源的时候，尽管目标资产并不位于加拿大或者美国，但仍然遭到该两国政府的调查或者拒绝。”
俄乌战争的爆发及紧随其后的对俄制裁将国际能源界分为两大阵营。即使联合能源这样并不交易俄罗斯原油及相关产品的企业，也必须保持对涉俄制裁的紧密关注，并严格把控供应链上下游贸易伙伴可能引致的连带风险。
“制裁风险使得整个贸易风险敞口增加，且国际金融机构对于油气公司的制裁风险也非常关注，”张伟华说，“我们在国际供应链风险控制中，要在确保各方合规的同时，维持业务的持续发展。”
工业
供应链是生产线得以运转的血管，但在近几年三番五次地受到贸易战、全球疫情和脱钩趋势的威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调整与重塑，很多之前习以为常的商业形态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京东方科技集团的首席法务官冯莉琼说。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的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解辰阳将供应链中断的可能后果总结如下：（1）生产进程受阻； （2）成本攀升；（3）错失市场机会；（4）品牌信誉受损；及（5）加剧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解辰阳指出，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可能催生更多贸易壁垒，进而进一步加剧供应链的脆弱性。“公司需持续关注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灵活调整供应链策略，以应对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他说。
对此，他建议出海企业探索多元化供应链的战略，通过开发替代供应商和原材料来源以降低风险。“多元化供应链的核心精髓在于，它不拘泥于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供应商资源，而是放眼全球，积极寻觅合作伙伴，以此实现风险的广泛分散与供应链韧性的显著提升，”他说。
冯莉琼还留意到，海外区域本地化合规运营成为关键需求，出海企业越来越关注对当地法律法规的遵守。“不同国家的劳动法、税法、环境保护法等都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她说。“在全球化竞争中，企业需要遵守诸多国家或地区的反垄断法律和市场公平竞争规则，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和损失。”
很多国内公司在降本增效的压力下，首先会从人力成本角度寻找突破口，但如果贸然将这种管理模式复制到境外子公司，则面临违反当地劳动法的风险。
上交所上市的照明设备提供商飞乐音响的法务部总经理孙华玲格外留意这方面的风险。她与境外的法务和律师保持定期与充分的沟通，并将当地劳动法法规和实践以书面形式报告给各级领导。据她解释，不厌其烦的汇报是为了确保管理层不会忽略国内外劳动法律的差异，进而做出不利于公司的决定。
对于美国的出口管制，孙华玲认为这是相对而言更难迈过的坎。“近一两年在应对美国337调查和贸易摩擦的过程中，即使对方撤回指控，在商业上的损失还是远超法律上的胜利,” 她说。
国内外的数据合规监管不断升级，对于需要长期跨法域传输大量或敏感数据的跨国企业而言，无疑是道不得不攻克的难题。
据工业互联的解辰阳分享，他的法务部邀请了美国、捷克、越南、印度等多国律师来进行内部培训，探讨各地区的数据跨境与数据安全合规。
除国际风险外，国内的法治进步和对营商环境的治理也值得关注。冯莉琼说，《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的修订为国企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提供了更为明确和严格的指导，确保了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和管理人员的廉洁自律。
她还列举了《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和《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作为立法推动市场公平运作的积极例证。
具体而言，前者“为企业在进行并购、重组等商业活动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而后者“通过规范政府行为，防止行政权力滥用，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平等发展，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房地产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正处于深度调整期，称房企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亦不为过。美的置业集团的法务管理总监尚东宁观察到，房企与建设施工企业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以及与小业主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增多。“因社会经济下行导致小业主断供的纠纷增加明显，部分案件有可能导致房企承担阶段性担保责任，”他补充。
新《公司法》的出台与实施令本就处于纠纷高位的房企面临更高的诉讼压力。尚东宁指出，该法重视对中小股东权利的保护，中小股东的维权意识也有所提升，因此股东之间的诉讼也可能增加。“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该法]进一步倾向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目前房企债务纠纷较多，”他提醒，“[这]可能进一步加重房企的负担。”
此外，新《公司法》还加重了董监高的责任，房企的经营风险可能转化成个人管理责任和赔偿风险。
面对不断增长的诉讼压力，尚东宁鼓励法务人员自办案件。一方面，这为公司节省了不少的律师费用开支；另一方面，亦向法务提供办案激励，以提高其自办热情。
私募地产基金公司晨曦控股法务合规部副总经理赵丽亦看到，由于底层项目价值大幅折损，房地产开放商无法按合同约定回购股权以及债券违约引发的纠纷急剧增加。
晨曦控股横跨地产与基金两大板块，因此，去年5月施行的《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及其配套指引亦对其有重大影响。
据赵丽介绍，备案办法规定，如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出资人从事冲突业务，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股权或者财产份额合计不得高于 2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普通合伙人、主要出资人最近五年不得从事过冲突业务；最近五年从事过冲突业务，不得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代表人、高管、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委派代表。房地产开发就属于上述规定限制的“冲突业务”。
针对更严格的行业监管，赵丽提倡要强化穿透式核查和对管理人的合规要求，并完善自律手段。“加强对‘伪、劣、乱’私募的有效治理，遏制行业乱象，净化行业生态，”她说。
消费品
知识产权保护无疑是消费行业的头等大事。全球日用快消品企业联合利华的主要知识产权挑战包括假冒、仿冒、恶意抢注，以及恶意撤三，后者指的是他人滥用《商标法》项下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任何人都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商标的规定。
对此，公司北亚区品牌保护首席代表于帮清介绍，他的团队“采取立体式维权策略打击假冒侵权，并与代理机构一起梳理重点恶意商标抢注情况”。同时，他们加强商标使用和分级管理，以降低主要商标的撤三风险。
反强迫劳动的合规问题是李宁集团法务团队的重要课题。“在全球供应链中，确保不使用强迫劳动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的问题，”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总法律顾问童佳说。
因此，童佳为供应链中所有合作伙伴提供反强迫劳动的合规培训，确保他们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政策。
数据合规的要求升级也不容忽视。为此，李宁法务部设立了集团数据合规管理委员会，作为个人信息及数据保护的管理机构，负责监督公司的数据保护实践，担任公司与监管机构之间的联络人。此外，童佳制定了详细的数据保护政策，对所有员工进行数据保护意识培训，引入投资加密等先进安全技术，制定了数据泄露应急响应计划，并持续监控数据保护措施的有效性。
先进技术的运用不仅在于保护公司的数据财产。童佳团队在日常工作中会使用智能合同管理系统、案件跟踪软件和在线协作平台，提高工作效率。
特百惠（中国）法务总监魏静则重视团队在实操中的学习和经验积累。她鼓励团队设立合理的三至五年职业发展规划，有目标地发展法务专业能力和相关素质。
“结合流程管控和风险管控双方面诉求，尽量减少重复性且无实际价值的沟通和事项，敢于和擅于质疑习惯性操作，”她强调。
外部服务标准提高
如京东方的冯莉琼所说：“值得长期信赖的外部法律顾问是企业的宝贵资产。”
预算像一团阴云，悬于所有商业决策之上。在降本增效为主旋律的时期，一些法务团队选择尽量内部消化法律工作。不过，无论法务团队本身有多专业、全面、实力雄厚，企业的法律咨询仍是内外合作的事业。特别是在争议解决、涉外业务和资本市场领域，企业格外需要外部法律服务的支持。
工业互联的解辰阳希望律师能在提供法律服务之余具备成本效益意识。此外，他倾向于选择擅于整合全球资源的律所。
在为李宁集团选择外部法律顾问时，童佳看重其在专业领域是否具备专业知识和良好声誉，同时会考察对方的沟通能力和诚信可靠度，以及其是否愿意与该公司共同成长并长期合作。
不过，她也提到当前的法律服务在个性化、技术应用和新兴法律领域的资源配置上存在不足。
中国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的浪潮也对法律服务的规模提出了新的要求。冯莉琼说，法律顾问要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提供跨法域的法律解决方案。
她还指出，法律服务收费的透明度和合理性有待提升，客户对服务费用的高低和构成往往缺乏清晰的了解。“为了增强客户的信任和满意度，法律服务机构应当推动收费标准的透明化，明确收费标准和服务内容，提供灵活的收费模式，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她说。
如果律师具备商业思维、统筹能力和时效意识，则更有可能打动晨曦控股的赵丽。同时，她认为市场缺乏一个统一的法律服务平台，可以将诉讼资源、非诉资源和财务等非法律资源整合在一起。
美的置业集团的尚东宁建议律师深耕自己擅长的领域。“做擅长业务领域的行家里手，不要做万金油律师，将自己的业务做到极致，”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