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人财富与传承规划：持续演变的发展格局

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政策催生了现代经济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私人财富创造浪潮。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创业先驱们便打造出规模宏大、架构复杂的民营企业。

如今，初代创业者已年事已高，有序代际传承的问题已从家族讨论话题的边缘，转移至法律与财务规划的核心位置。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内税收制度的日益成熟，再加上加入共同申报准则（CRS）框架，高净值人士及其顾问必须进行主动、合规导向的资产架构调整。

代际交接与监管演变这两股力量正在重塑私人财富规划格局，这对国际法律界具有重大影响。

本期文章将探讨中国大陆私人财富与传承规划实务面临的主要趋势与挑战，重点关注中国高净值人士资产组合的境内外二元属性引发的架构复杂问题、关键规划工具持续提升的应用价值，以及专业法律顾问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民营企业传承危机

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传承挑战十分严峻。根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统计，民营企业贡献了超过60%的国内生产总值，吸纳了超过80%的城镇就业岗位，并产出了约70%的技术创新成果。

这些企业中相当一大部分是由如今已步入花甲、古稀之年的企业家创办的，不少人至今尚未搭建正式的传承框架。各种后果已经开始显现。

多起广受关注的传承纠纷揭示了缺乏完善法律架构的商业帝国往往不堪一击。

创始人离世导致合伙关系解体、缺乏遗嘱安排造成公司治理陷入瘫痪、因继承诉讼瓦解家族凝聚力，这些问题绝非假设性风险，而是私人客户业务从业者越来越熟悉的现实状况。

当前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危机与机遇并存。初代创业者面对逐渐老去的现实，也亲眼目睹了未做好规划的同行所面临的困难，因此相较以往更乐意听取专业建议。核心关键仍在于客户及其顾问是否具有足够的长远眼光以及严谨的专业能力并付诸行动。

中国CRS税务合规专项整治

中国税收征管和国际合规体系的加速发展成为了重塑私人财富规划的第二大结构性动因。

自2018年起，中国正式执行共同申报准则框架，各参与辖区的金融机构开始与税务机关自动交换金融账户信息。

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中国香港、新加坡和瑞士等境外辖区持有金融账户、信托实益权益或公司权益的税收居民，国家税务总局原则上均可对其开展涉税核查。

与此同时，自2019年起施行的修订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扩大了应税收入范围，并强化了反避税相关条款。

虽然有关遗产与赠与税的专项立法提案尚未正式颁布，但相关立法研讨工作仍在积极推进中。因此专业审慎的顾问在开展工作时，应按该等立法可能在中期内出台进行规划。

数十年前搭建境外架构的客户当时往往未获得充分的税务建议，如今正面临重大的合规风险。对于愿意主动应对的客户来说，仍可通过整改予以解决。但该项工作要求精通境内外税法，精心安排架构调整流程，以及有正视过往资产处置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意愿。

境内外二元架构下的传承规划

中国高净值人士传承规划最突出的结构性特征，也是初入该市场的顾问最易忽视的一点，就是其资产基础天然呈现境内外二元格局的特点。

典型的中国超高净值人士并不会将全部财富归集于单一、统一的法律体系内。相反，他们的资产分布在中国境内资产以及通过数十年持续进行的海外资本配置累计形成的境外资产组合之中。

中国境内资产主要包括境内注册运营公司的股权、多地的不动产、中国券商开立的证券账户以及内地银行体系内的理财产品。

这些资产受中国民法管辖，相关法律规范已整合纳入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典》之中，同时需遵循中国的继承法律规则、夫妻财产相关规定，并接受监管力度持续强化的税收征管体系约束。

境外板块的法律环境则截然不同。中国香港上市股票、注册于新加坡的家族信托、开曼群岛控股公司、英属维尔京群岛特殊目的载体以及跨境保险保单，共同形成了一套并行存在的资产安排体系，其规模可能媲美甚至超过境内资产组合。

上述各类资产工具受到不同的法律体系管辖，资产所有人身故后，也将适用当地的继承与税务规则。传承规划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单独处理各项资产，而是在于搭建一套可在境内、境外两大板块内协同运作的规划框架。

根据中国法律订立的传承安排，可能与境外信托架构下的资产产生法律效力冲突，或者无法对这些资产形成约束。当初出于商业考量搭建的境外公司架构，在CRS下可能会产生意料之外的中国税务风险。

适用于境内的夫妻财产制度不会自动适用于境外资产，一旦发生离婚或当事人身故，便会出现不对等的结果。

中国境外投资与外汇管理监管体系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复杂性。资本出境管控、实益所有权申报义务，以及受控外国企业规则的潜在适用均引入了必须纳入任何综合传承规划中的合规考量。

如果有关顾问将境内、境外两个板块拆分处理，忽视二者的联动关系，制定出来的规划方案可能会出现内部冲突，最终无法落地执行。

遗嘱、保险金信托与家族办公室

在此背景下，各类规划工具的应用热度持续攀升：

1. 1. 在《民法典》下完善规范的遗嘱仍然是基础传承工具，但鉴于资产组合复杂程度的影响，其实际使用率很有限。
   2. 人寿保险，尤其是通过中国香港持牌保险公司投保的大额保单，是保障遗产资金流动性和财富划转的重要工具。
   3. 家族信托包括根据2001年《信托法》设立的境内信托以及根据普通法体系搭建的境外信托，正在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实现有序代际传承、资产保全与企业治理延续。

上述各类工具各有专属的技术要求，且彼此存在联动关系，必须精心统筹规划。

在机构层面，家族办公室的发展也初现势头，但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

这类机构多选址于中国香港、新加坡或中国内地，在一体化架构下统筹开展投资管理、合规管控以及传承事务治理，这也反映出人们已意识到，超高净值人士的各类事务错综复杂，单凭单一从业顾问已无力独立应对。

中国私人财富规划至关重要

综合来看，各种最新发展造就了错综复杂的环境，规划缺位将引发严重的后果。

在中国开展有效的私人财富管理业务，要求从业者兼备多项综合能力：精通境内民法与税法；熟谙境外信托与公司法；通晓国际税收协定体系；精准把握家族内部关系；同时拥有专业话语权，能够提供契合客户长远利益的服务建议。

同时，统筹协调受托人、保险机构、家族办公室管理人员与境外法律顾问的能力同样不可或缺。

中国的私人财富规划市场正迎来关键拐点。代际交接、监管加码，再加上境内外二元资产架构的复杂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

国际法律界需密切关注这一行业变化，因为中国财富规划的跨境属性正在持续辐射至全球多地的法律体系与从业者。

无论是客户还是顾问，都应当认清核心要点：进行审慎规划、依托专家布局，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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