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规焦虑

面对国内外法律环境的一系列震荡，企业法务升级合规理念势在必行。程新报道

加拿大科幻作家和未来主义者卡尔·施罗德（Karl Schroeder）曾说过：“有先见之明不在于能够预见未来，而是为了尽量减少意外。”

中国的法律工作者未必都读过他的作品，却深谙其中的道理。不仅今年开始生效的《民法典》带来诸多合规压力，全球范围内数据隐私管控加强、地缘政治因素催生出的跨境障碍、层见叠出的新法和法律修订本出台，以及机遇挑战并存的新兴投资模式，均为法律合规工作增添不小的难度。

剧变当前，企业法务在合规理念、法务的企业角色和人才培养方式上正积极转型。比起一味追赶法律的传统做法，法务开始更加注重对监管变动的研习、洞悉和预判能力。

斯凯孚中国的法务合规总监赵庆涛说：“如何前瞻性地保障业务运营的安全和有效是今年的主要挑战。”斯凯孚是知名的瑞典轴承、密封圈制造厂商。

焦于外患

有人说全球化的进程淡化了国界，对此最为感同身受的莫过于因其经营资产、业务、人员或数据而须遵守各种境外法律法规的企业，以及在域外合规领域为企业护航的法务工作者。

“域外管辖权”指一个法域对发生在域外的行为主张其司法管辖权。（参见本刊《商法词汇》栏目，为您深入解析“域外管辖权”的概念和应用。）

内地企业法务在关注国内法律法规动态之余，亦必须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美国和其他法域保持警觉，因为无论企业所处地域和业务范畴与该等法域有无实际交叉，其法律法规都可能对企业产生效力。

数据监管大概是域外管辖权的影响最为深切的领域。2018年5月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适用于全球范围内处理欧盟成员国居民个人数据，或向其提供任何商品或服务的所有数据控制者或处理者。其生效前，全球各大企业纷纷改革升级自身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机制，更新条款与条件，以符合GDPR制定的更高标准，避免高额罚款。

“近年来，全球的隐私监管环境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剧变，”平安集团的法律顾问李珍妮说，“一系列新的隐私法律在世界各地陆续出台，看齐GDPR建立的新国际标准。”

GDPR仅仅是变革的开始。许多国家和地区参考GDPR，相继推出类似的数据隐私法律。中国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于2021年8月20日通过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即将于11月开始生效。中国对数据的入境和出境传输的管制一向严苛，《个人信息保护法》则延续了这一特点，被普遍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严格的此类法律之一。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外具有类似的域外管辖权，对内则将国内公司分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两大类，差异化管理数据境外传输活动。其中，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受到更严格的管控。

部分中国实体需要警惕的国外法律还包括美国的联邦法律《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规定非美国金融机构须在记录中检索在美出生或曾在美居留的客户，并将其身份和资产信息呈报美国财政部。

对于运营庞大数据库或具有国际金融业务的大型企业而言，完善的域外合规体系已经变得不可或缺。其他企业则面临迥然不同的涉外挑战。在娱乐产业，产品的国籍往往成为其主要识别特征之一。电影业在疫情的冲击下已经千疮百孔，如今国际影视合作的前景又受到诸多因素的不利影响，有些因素则完全超出运营商的掌控范围。

“本年度在重要合拍影视作品合作方的主体资质评估因素中，增加了地缘政治因素，这是以往不曾显明的一个考量，”跨国传媒企业华谊兄弟的法务总监李璟珏说。

“部分国家或地区与我国外交关系的变化，对该等国家或地区企业参与的重要影视作品的市场准入产生快速且重大的影响，此类风险事后的补救几乎无法实现，只能通过事先更为细致严谨的风控给予警示，”她说。

中美之间的金融政治摩擦成为微芯片等科技产业的发展阻力，而在美上市的中国金融科技企业也面临着来自双方的政策打击。

“中美国际关系变化、中概股境外上市风险增加，以及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力度及反垄断处罚力度增强，都为跨境并购交易带来诸多不确定性，”泰康资产管理的公司合规负责人周峰说。

前海方舟资产管理的风险控制部负责人林良指出，对于拟上市的公司而言，赴港IPO可能是短期内的最优解。“部分已投项目及拟投项目因计划上市地变更需要重新筹划上市方案，上市预期时间延迟，”他说。

2020年，香港证券交易所迎来154家新上市公司，募集3980亿港元，募集资金为2010年以来最高。根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研究数据，2021年上半年，香港共有46家新上市公司，募集资金2132亿港元，其中前十大新上市公司均来自中国内地。近期，亦有许多备受瞩目的中概股从美国回归赴港二次上市，包括阿里巴巴、网易、京东、哔哩哔哩和百度。

从事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的企业必须积极采取措施，规避潜在的合规风险。中化国际的法律部总经理蒋文璐介绍，其部门开发了内部黑名单筛查系统，自动筛出具有潜在风险的实体，切实减轻人工筛查负担，同时保障完善的合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