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在华投资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而中国在欧洲的投资规模和投资范围也在过去几年间显著增长，中欧之间不断加强、加深未来的投资合作意愿已成定局。东西方的商业谈判文化有着各自独特的侧重点，这在中欧投资者之间对争议解决条款的安排以及应对实际发生的争议时也不例外。
仲裁：争议解决的首选
在欧洲在华投资发展的三十多年里，相对于其他一些传统的争议解决方式，中国企业对仲裁更加熟悉。在这样的投资关系之中，欧洲投资者其实并不排斥将国际仲裁或者当地法院诉讼作为双方的争议解决方式。但双方投资者需要时刻保持关注的问题是中欧之间的司法协助执行远比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司法协助执行困难得多。欧盟成员国少有和中国签订涉及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双边协定，也很少存在双方司法协助执行的互惠安排。
根据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可以得到跨境承认与执行的国际仲裁裁决在这一点上有显著的优势，无论仲裁地是在中国还是欧洲投资者的国籍所在国，都不会影响执行。
法律和文化的差异
稍显不同的是，中国法律并不承认在其境内进行的临时仲裁的效力。对此，在确定中国作为仲裁地的仲裁条款中，需要特别注意避免触碰这个禁区。与此同时，以其他地区和国家作为仲裁地的临时仲裁，其裁决是能够在承认与执行程序中得到中国法院认可的。
西方企业习惯于站在合同约定的角度看待争议，并从中区分各方当事人彼此的权利与义务。而中方合作伙伴则倾向于将公平、衡平视作处理争议的首要原则。这种认知差异导致了对于合同关系的不同理解：合同约定是应当被严格执行，还是能够根据情势的变化留有回旋的余地。
欧洲企业遵循按部就班、杜绝不确定性的商业思维定式（包括向中国投资的企业和接受中国投资的企业）。这反映在国际商事仲裁程序中，欧洲一方的当事人更青睐简单直接的沟通方式和符合他们的商业思维定式，遵循特定仲裁规则步步为营的仲裁策略。而中国一方的当事人往往习惯性地认为诉讼或仲裁是一种“撕破脸”的手段。或是基于对仲裁的偏见，或是基于特定的商业策略考虑，或仅仅是基于顾全“面子”的想法，中方当事人通常采取的消极答辩或者不答辩的应对方式使得欧洲企业在仲裁程序中需要更充分的做好基础准备。
当争议对方不再回应欧洲企业的沟通请求时，或者当双方的磋商谈判毫无进展时，又或是双方的对立情绪已经发展到不得不对簿公堂时，欧洲企业很可能会直接诉诸仲裁程序，以第三方介入的方式与争议对方锱铢必较。这也引发了国际仲裁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若仲裁条款明确规定了友好协商作为启动仲裁程序的前置条件，如何判定双方之间的友好协商是否充分？为了避免因为友好协商无法界定而导致仲裁程序迟延的障碍，如果需要将友好协商约定为仲裁程序的前置条件时，有必要在仲裁条款中明确约定友好协商的期限。
语言障碍对仲裁程序的进行也有着不言而喻的影响，即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采取双语沟通的方式也未必能够消除这种影响。即使当事人之间的绝大多数通信都采用英文（通过电子邮件或文件往来），线下会议的会谈往往都会夹杂着中文与欧方本土语言。对于仲裁程序，究竟应当使用何种语言呢？在仲裁程序中采取双语模式不仅昂贵，而且耗费时间。仲裁语言最好应该在线下会议用语和正式文件用语中作出选择。
对于跨境投资者来说，各国对于仲裁临时措施或者紧急措施的支持与否是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由于各国间对此事项的规定差异极大，因此，在确定仲裁地以及仲裁机构之前，有必要单独就此进行详细的分析。随着中国境内越来越多的仲裁机构引入了仲裁庭批准的临时措施（不限于当地法院批准的保全措施），中国境内仲裁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
跨境投资争议解决的应有内涵之一还包括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看待中欧之间的投资合作也少不了这个维度的视角。中欧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签署过程中，引入这种争端解决机制（ISDS）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议也不可或缺。投资者启动对于东道国违反投资保护义务的仲裁前置程序是什么？
尽管以往中国与欧洲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都涉及了类似的争端解决机制，新一轮中欧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者和起草者仍然需要考虑关于现存争端解决机制争议和批评。相信在未来的中欧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之中，我们将会看到新颖且富有创造性的元素，使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程序更加透明、仲裁员的选定更加具有确定性、拥有恰当的申诉措施以及其他一些崭新的特点。中欧之间的跨境投资者们需要对这个变化的趋势保持高度关注，了解在未来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投资利益。
作者： Sabine Stricker-Kellerer博士是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富而德律师事务所高级中国事务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