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信任定价

尽管数项执业领域在今年尤为活跃，但在法律市场供需关系仍以企业为主导的背景下，中国律所积极优化收费安排，以满足企业对高质量服务愈加高涨的需求。靳海莲报道

《商

法》持续追踪中国法律市场收费模式的动态，今年已是第五年，我们似乎默认了一种固有观念，即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市场势必愈加接受小时计费模式。这场对法律服务成本和利润空间的博弈，体现出市场在定价律师服务时怎样的标准？

今年，我们继续为读者整理中国律所的实名费率数据，共计34家领先的中国律师事务所向《商法》实名公开了各年资律师的小时收费标准。

此外，我们还从姊妹刊物Asia Business Law Journal在今年9月发起的一项针对亚洲地区总法律顾问的调研中，筛选出了38位中国内地和香港法务的计费偏好。

小时计费作为一种全然舶来的行业实践，放在中国的文化和经济语境下，当前市场对其的接受程度究竟有多高？我们通过调研发现，实际上，按项目收费和固定收费仍是中国法律市场最主流的收费安排，小时计费、聘用费和风险代理等其他收费形式仅作为补充。

从业务类型来看，争议解决业务由于案件走向相对不可控，更多设有封顶费，而非诉业务则多采用“小时计费+封顶费”的混合计费安排以控制预算。而纵向来看，律所以小时收费的业务比例虽每年有提升，但这一趋势并不显著。

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今年小时费率的单价相对亦无显著变化。根据调研，2021年的行业平均小时费率为3010元/小时，仅同比增长3.5%。

而在买方的主观取向上，对于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法务群体而言，63.2%偏好按项目收费，26.3%偏好固定收费，而偏好小时计费和混合计费模式的，仅分别占7.9%和2.6%

现实交易中是否采用小时计费，并非律所单方面意愿决定，还与客户的交易习惯密切相关。君合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合伙人余永强说，在国内，律所很难完全依照费率来收费，相较于境外，国内客户对小时计费的接受程度普遍较低，即使采用小时计费，他们能够接受的收费水平也低于境外客户。

比起单一项目，对于大型企业的常年法律服务，客户则有可能接受小时计费，“他们往往需要不同业务领域的多位律师提供服务，律所也因此能够提议统一采用小时计费安排。”余永强说。

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法务调研显示，超过一半的企业倾向于通过既有关系选择律所，23.7%的企业则更看重律所声誉，偏好推荐和竞标的企业分别占13.2%和7.9%。

至于驱使他们做出这些选择的优先考虑因素，60.5%的企业认为是服务质量，分别有18.4%和13.2%的企业优先考虑往成绩和费用，另有少数企业也提到了合伙人的知名度和与律所的关系。

事务所的品牌形象与律所的管理模式息息相关，中联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主任周波指出，在向公司制管理靠拢的律所中，“公共团队的服务能力很强，市场和品牌部门的工作比较得力。”

律所能否开出一套受认可且行之有效的小时费率标准，还与律所本身的管理有关。君伦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主任丁德应说，公司制管理下的律所可以在全所范围内出具法律服务的收费规定，让小时费率的水平有章可循。

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合伙人李伟明亦补充，公司化管理模式下的律师事务所以及能够为客户充分调动与整合律所资源的律师事务所，服务收费与议价能力会更显主动。

保华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合伙人董润青强调：“有效率的管理体系下，律所可以给到客户众多除了计时收费以外的收费选项。”

高低起伏

法律服务的价格不仅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也与具体业务领域的发展与竞争程度密切相关。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合伙人黄永庆观察到，A股相关资本市场业务费率上升不少。

年初，监管部门加强了对上市企业的审核，在现场检查的压力下，截至7月企业主动撤回IPO申请数量已达140家，超过去年全年总数，同时，证监会拟修订文件，强化包括律师事务所在内的证券服务机构资质要求和上市文件的审核问题，并增加机构的勤勉尽责义务。

“A股的风险性被行业重视，另外市场门槛也有提高，从而导致律师服务溢价上升，”他说。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管理合伙人汪冬看到，新兴的刑事合规业务方面的收费也有上涨。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扩大了“合规不起诉制度”的试点范围，中国这一效仿自英美等国暂缓起诉制度的司法试验，将为企业及当事人带来以制定合规计划换取涉刑案件中检察机关不起诉的机会。

汪冬还看到，数据合规领域的收费亦出现上升。今年，数据领域的两部重磅法律，《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与之密切相关的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领域的服务收费亦有上升。

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业务方面的收费有明显上升。“当法律业务与企业命脉联系在一起时，律师的报价比较容易被接受，这类企业包括拥有先进专利的科技企业和医药企业，”余永强说。

民商事争议解决的服务收费则有所下降。天同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创始合伙人彭卿指出，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一方面，金融机构、央国企和上市公司等企业的入库及招投标管理越来越严格和规范，另一方面，“目前大经济环境下财务预算都趋于紧缩，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也不好，拖欠费用情况日趋严重，”他说。

投资并购领域的收费亦因经济下行而降低，天元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合伙人林海宁指出，特别是房地产行业的并购业务费用。

尽管头部房企加速整合资源，马太效应明显，并购交易活跃，但中联所的周波认为，对这类传统业务领域，今年的竞争更加充分。“疫情影响下的内循环，行业竞争内卷严重，客户难以接受费率上调，”周波说。

逆经济周期的破产业务和疫情下对供应链至关重要的海商海事业务在今年非常活跃，但是，相应的收费标准并出现大幅提升。汪冬认为，由于竞争充分，这两个业务领域法律服务的“需求侧与供给侧并不平衡”。

君伦所丁德应总结，因为法律科技工具的出现，可以标准化、批量化的法律服务，出现收费下降的趋势。而呈现上升的趋势的，往往是“新业务、重大复杂和个性化较强的业务”。

那么，企业如何分配法律预算？调研显示，平均而言，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企业中，超过四分之一法律预算花在了争议解决上，交易费用、公司与商业领域的费用则各占21%和16.7%，分别约十分之一的预算流向了监管与合规、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剩余的预算则分给了数据合规和网络安全、税务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