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数项执业领域在今年尤为活跃,但在法律市场供需关系仍以企业为主导的背景下,中国律所积极优化收费安排,以满足企业对高质量服务愈加高涨的需求。靳海莲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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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持续追踪中国法律市场收费模式的动态,今年已是第五年,我们似乎默认了一种固有观念,即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市场势必愈加接受小时计费模式。这场对法律服务成本和利润空间的博弈,体现出市场在定价律师服务时怎样的标准?

今年,我们继续为读者整理中国律所的实名费率数据,共计34家领先的中国律师事务所向《商法》实名公开了各年资律师的小时收费标准。

Billing-rate-CHI88此外,我们还从姊妹刊物Asia Business Law Journal在今年9月发起的一项针对亚洲地区总法律顾问的调研中,筛选出了38位中国内地和香港法务的计费偏好。

小时计费作为一种全然舶来的行业实践,放在中国的文化和经济语境下,当前市场对其的接受程度究竟有多高?我们通过调研发现,实际上,按项目收费和固定收费仍是中国法律市场最主流的收费安排,小时计费、聘用费和风险代理等其他收费形式仅作为补充。

从业务类型来看,争议解决业务由于案件走向相对不可控,更多设有封顶费,而非诉业务则多采用“小时计费+封顶费”的混合计费安排以控制预算。而纵向来看,律所以小时收费的业务比例虽每年有提升,但这一趋势并不显著。

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今年小时费率的单价相对亦无显著变化。根据调研,2021年的行业平均小时费率为3010元/小时,仅同比增长3.5%。

而在买方的主观取向上,对于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法务群体而言,63.2%偏好按项目收费,26.3%偏好固定收费,而偏好小时计费和混合计费模式的,仅分别占7.9%和2.6%

现实交易中是否采用小时计费,并非律所单方面意愿决定,还与客户的交易习惯密切相关。君合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合伙人余永强说,在国内,律所很难完全依照费率来收费,相较于境外,国内客户对小时计费的接受程度普遍较低,即使采用小时计费,他们能够接受的收费水平也低于境外客户。

比起单一项目,对于大型企业的常年法律服务,客户则有可能接受小时计费,“他们往往需要不同业务领域的多位律师提供服务,律所也因此能够提议统一采用小时计费安排。”余永强说。

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法务调研显示,超过一半的企业倾向于通过既有关系选择律所,23.7%的企业则更看重律所声誉,偏好推荐和竞标的企业分别占13.2%和7.9%。

至于驱使他们做出这些选择的优先考虑因素,60.5%的企业认为是服务质量,分别有18.4%和13.2%的企业优先考虑往成绩和费用,另有少数企业也提到了合伙人的知名度和与律所的关系。

事务所的品牌形象与律所的管理模式息息相关,中联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主任周波指出,在向公司制管理靠拢的律所中,“公共团队的服务能力很强,市场和品牌部门的工作比较得力。”

律所能否开出一套受认可且行之有效的小时费率标准,还与律所本身的管理有关。君伦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主任丁德应说,公司制管理下的律所可以在全所范围内出具法律服务的收费规定,让小时费率的水平有章可循。

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合伙人李伟明亦补充,公司化管理模式下的律师事务所以及能够为客户充分调动与整合律所资源的律师事务所,服务收费与议价能力会更显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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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华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合伙人董润青强调:“有效率的管理体系下,律所可以给到客户众多除了计时收费以外的收费选项。”

高低起伏

法律服务的价格不仅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也与具体业务领域的发展与竞争程度密切相关。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合伙人黄永庆观察到,A股相关资本市场业务费率上升不少。

年初,监管部门加强了对上市企业的审核,在现场检查的压力下,截至7月企业主动撤回IPO申请数量已达140家,超过去年全年总数,同时,证监会拟修订文件,强化包括律师事务所在内的证券服务机构资质要求和上市文件的审核问题,并增加机构的勤勉尽责义务。

“A股的风险性被行业重视,另外市场门槛也有提高,从而导致律师服务溢价上升,”他说。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管理合伙人汪冬看到,新兴的刑事合规业务方面的收费也有上涨。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扩大了“合规不起诉制度”的试点范围,中国这一效仿自英美等国暂缓起诉制度的司法试验,将为企业及当事人带来以制定合规计划换取涉刑案件中检察机关不起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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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冬还看到,数据合规领域的收费亦出现上升。今年,数据领域的两部重磅法律,《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与之密切相关的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领域的服务收费亦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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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业务方面的收费有明显上升。“当法律业务与企业命脉联系在一起时,律师的报价比较容易被接受,这类企业包括拥有先进专利的科技企业和医药企业,”余永强说。

民商事争议解决的服务收费则有所下降。天同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创始合伙人彭卿指出,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一方面,金融机构、央国企和上市公司等企业的入库及招投标管理越来越严格和规范,另一方面,“目前大经济环境下财务预算都趋于紧缩,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也不好,拖欠费用情况日趋严重,”他说。

投资并购领域的收费亦因经济下行而降低,天元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合伙人林海宁指出,特别是房地产行业的并购业务费用。

尽管头部房企加速整合资源,马太效应明显,并购交易活跃,但中联所的周波认为,对这类传统业务领域,今年的竞争更加充分。“疫情影响下的内循环,行业竞争内卷严重,客户难以接受费率上调,”周波说。

汪冬-Wang-Dong-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East-&-Concord-Partners-CHI

逆经济周期的破产业务和疫情下对供应链至关重要的海商海事业务在今年非常活跃,但是,相应的收费标准并出现大幅提升。汪冬认为,由于竞争充分,这两个业务领域法律服务的“需求侧与供给侧并不平衡”。

君伦所丁德应总结,因为法律科技工具的出现,可以标准化、批量化的法律服务,出现收费下降的趋势。而呈现上升的趋势的,往往是“新业务、重大复杂和个性化较强的业务”。

那么,企业如何分配法律预算?调研显示,平均而言,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企业中,超过四分之一法律预算花在了争议解决上,交易费用、公司与商业领域的费用则各占21%和16.7%,分别约十分之一的预算流向了监管与合规、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剩余的预算则分给了数据合规和网络安全、税务等领域。

如何实现精细化计费?

律所的客户是企业,但直接接触的是企业的法律部门。在很多企业中,法律部门属于后台而非盈利部门,往往处于决策链条中较低位置,无法直接掌控法律预算,这使得律所在议价过程中长期以来相对被动的位置。

我们在调研时发现,甚至有企业法务提出,希望律所能够拿出一套方案“哄一哄”他们的老板,即企业的管理层,以获得法律预算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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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强指出,大部分的国企希望固定价和最低价,这样法务部门责任最轻。因此,要对这样的客户推行小时计费安排,难度较大。

这样一来,细化收费报告的责任就落到了律所肩上。

王敬-WANG-JING-广悦律师事务所--Wang-Jing-&-GH-Law-Firm-CHI

有律师认为,小时计费本身即是一种精细化计费的实践。广悦律师事务所驻广州的管理合伙人王敬说:“我认为‘包干收费’容易影响工作模式以及服务质量,不能直观、准确地体现律师服务的价值。”

他说,相较之下,按时收费通常精确到以0.1小时(亦即6分钟)为计算单位,客户能够清晰地看到律师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花在何种工作上面。

传统的计时收费方式下,律所发送费率计时的表格,客户确认后再支付,但是,表格往往采用手动填写的方式,未经电子化。

丁德应-Daniel-Ding-君伦律师事务所-Joius-Law-Firm-CHi

“如果客户对计时的内容有任何异议,可能给双方徒增很多核对协商的时间,可能也会导致因为证据丢失而有理说不清的情况,”君伦所的丁德应说。

要有效实施小时收费安排,余永强建议,对于项目中那些严格意义上并非法律服务但却不可或缺的工作,律所应当同客户提前沟通好相关的计费原则和标准,例如,律师见客户路上耗费的时间、为得出最终结论而进行内部讨论的时间等是否计入总时数。

黄永庆-Huang-Yongqing-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Jingtian-&-Gongcheng-CHI

竞天公诚所的黄永庆则指出,推行小时计费,要求有更便利和先进的律师工时管理软件,更好的计时培训。“实践中常出现的计费偏离,有时是客户方经验不足而对外部律所的任务管理能力薄弱导致的,”黄永庆说。

法律科技工具或许是一种方向,但各家律所对此感受不一。恒运律师事务所驻广州的主任黄晖认为,例如Alpha 系统等法律工具能够对案件进行全流程管理,令法律服务井井有条,“客户也能更直观地了解律师所付出的工作,及这些工作对案件进程的推动作用,并最终有利于客户支持我们的服务报价。”

但是,余永强指出,目前他的律所还没有找到比较合适的工具,能够同时为律所和企业所用。“我们律所内部采用的Elite 3E系统已经非常先进了,所有律师每一天的工作记录都能查到。但是,客户即法务部门却不一定能够用上同样的系统,”他说。

即便如此,引入科技记录律师工作,律所仍能从中获得有助于提升内部管理从而优化收费的数据。天同所的彭卿说:“律所可借助数据化分析,对案件或项目进行同类区分,同时通过数据模块的对比,精准评估服务成本、案件或项目难度、时间周期和收费标准。”

达晓驻北京的管理合伙人林蔚提示,利用法律科技统筹记录团队时间,记录应当及时、准确和详细,并应由合伙人调整有效工作时间。

此外,合理配置不同年资的律师,也是律所提升计费精细化程度、主动管理客户预期之努力的一部分。“不应该让高费率律师承担较初级且费时更多的工作,”林蔚说。

周波-Paul-Zhou-中联律师事务所-SGLA-Law-Firm-CHI

中联所的周波认为,可通过科技管理工具,减少初级律师的服务时间,多增加高效率的合伙人的准备和案件思考时间,这样一来,“总体收费维持不变,调整内部收费占比,提高服务质量,会更受客户欢迎,”他说。

虽然法律服务是非标服务,但天元所林海宁认为,可以努力通过标准化提升服务效率,降低成本,提升标准化程度——他认为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文本库、专业人员业务领域的分工精细化,以及律师事务所总部与分所之间的协同合作来实现。

更好的招标实践

一些企业在挑选律所时,倾向于采用招标的形式。这一过程中,传统上较为粗放或缺乏灵活度的招标文件模板,因为缺乏全面的评标方法,导致最终往往是最低价者中标;部分必须要遵循陈旧招标流程的国企,更是如此。

余永强观察到,目前有10%至20%的企业明确以“最低价者得”的形式进行招标。“这是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他说,“比如企业原本应该支付100万元的项目,通过招标最终的价格可能只有50万,甚至30万,企业比较难以得到优质的法律服务。”

黄永庆认为,“价低者得”的招标模式是一种恶性循环。他说,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将对市场进行分化,头部的律师和团队将不会有时间、精力或兴趣投入其中,而业务质量的下降,将使得客户方对于律师服务的价值评价降低,从而进一步缩减法律服务方面的预算投入。

那么,更为理想的招标实践中,应该纳入哪些评判标准?这些因素各自的权重又应当如何设置呢?

余永强认为,投标律师参与同类项目的经验(包括过往合作的情况)、律所的综合实力和价格应当分别占50%、30%和20%。

林蔚建议,应当制定一个最低价保护,也就是根据市场合理的价格水平,制定一个价格下限,低于该价格的投标应当是无效的。

林海宁-LIN-HAINING-天元律师事务所-Tian-Yuan-Law-Firm-CHI

林海宁则提出,应当降低价格在招投标中的比例,“限制恶意低价投标者的准入资格”。

不过,黄晖也看到,近年来低价竞争的情况已有好转,当前招标实践中,通常会排除最高价及最低价,这样一来,中间段的投标价格更能成功中标。

广悦所的王敬认为,较可取的做法是,在招标前期,先让各家入库律所提供项目分析,再综合评判项目实现难度,从而合理确定项目服务预算,进行较为精准的招投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