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调解中心执行董事万俊彦探讨了调解的艺术、《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影响、争议解决出现的新趋势以及在线争议解决的可能性

《商法》: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新加坡调解中心的业务情况?

万俊彦: 我们的大部分案件都来自新加坡。而真实的情况是,我们有一些当事人的总部设在新加坡,但他们实际上是在新加坡设有办事处的外国实体,新加坡是这些企业区域性负责人的重要集聚地,也是公司法务的所在地。因此,当事人可能会在新加坡办事处处理争议,但该争议实际上可能涉及发生在新加坡以外的事件。

有很多海外争议是由新加坡公司处理的,或者是由在新加坡设有办事处并由其管理的实体处理的。从调解的角度来看,我们平均每年大约有450至500起不同规模的案件。在商业调解案例中,案件价值可能高达5000万到1亿美元,但我们也有一些少于6万美元的较小案件,这些案件来自于我们与政府机构的某些行业计划。这些计划涉及的内容包括劳资争议、家庭争议、医疗争议等。

我们的结案率约在70%左右,这接近甚至超过了全球水平。平均而言,我们的调解案件,大约用一天时间就可以解决。通常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你会清楚地知道这个争议是否可以解决。

有时当事人会停下来考虑一下,几天后他们就会解决争议。有时,当事人会要求第二次开庭,以努力结束案件。但大多数案件,即大约90%的案件,都会在一天内解决。从判例法角度看,可以理解的是,今年伊始,新冠病毒肺炎颠覆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导致新加坡封锁了两个月,我们实际上无法进行任何案件的调解。一些案件在那段时间里转移到了线上。但由于新冠病毒肺炎的突发性,很多当事人当时并不具备网上调解的条件,也没有经过培训,不适应网上调解。几个月下来,情况有所好转。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网上调解。但是当新冠病毒肺炎来袭时,由于局势的不确定性,很多当事人更愿意推迟调解,而不是试图通过网上调解强行解决争议。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收到了大约接近200-250件案件。

万俊彦, Ban Jiun Ean, Executive Director, Singapore Mediation Centre
万俊彦
执行董事
新加坡调解中心

我们看到,最近几个月来,案件数量增长很快。当新冠病毒肺炎首次来袭时,我认为社会发生了混乱,但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看到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动荡的程度。接下来的六个月,很多公司纷纷倒闭,剩下的都在为支付账单而苦苦挣扎。活动取消,就业减少。

我认为这正是我们调解案件真正开始增长的原因,因此从一方面上讲,争议要比平时更多。此外,当事人在经济上也很拮据,也不太愿意去法院或利用仲裁来打官司。对于其中一些争议来说,真正的风险是,另一方将在几周或几个月内破产。现在把钱拿到手比拿到一张一文不值的判决书要好得多,因为那时公司已经倒闭了。因此,疫情期间,当事人调解的意愿极大地提高了,对此我们感到难过。这是一场全球大疫情,很多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我们预计未来几年案件会越来越多,因为有些争议会在数年后出现,其中一些原因是,经济至少在未来一两年内不会迅速好转,很多公司将会苦苦挣扎。再往后走,将会出现财务困难,并且会引起争议。因此,我们看到,许多与这场全球大疫情直接有关的调解工作将会持续出现。

我想说,大概有20%的调解案件是在线上进行的。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在封锁之后发生的。在封锁之前,我们几乎没有线上调解的案件。

CBLJ: 您对整体经济的展望是什么,您看到的争议解决趋势是什么?

万俊彦: 这是一个听起来不太好听的说法,但这是事实,争议解决行业通常是一个坏消息行业。当别人得到坏消息的时候,争议解决行业往往会变得非常忙碌。这也是为什么你不喜欢让这个行业看起来,像是你从别人的麻烦中获利一样。但实际上,简而言之,这就是你真正在做的。你在工作是因为别人在吵架。

我们看到,经济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非常、非常糟糕的状态,因为至少需要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我们在新冠病毒肺炎来袭之前看到的那种旅行、旅游业和总体经济活动的水平。我说的只是水平,遑论数月来新冠疫情对社会、经济造成的损害。同时,人们也没有工作、经济拮据、没有收入。工业受到严重影响,小企业和航空公司等大企业重创。所有这些损害甚至无法[尽快]开始修复。因此,要到整整十年后,才会看到我们更习惯看到的经济活动,而且所有对失业的人、倒闭的公司或者现在受重挫的公司造成的损害也才将真正得到修复和恢复 —— 需要数年的时间。

更不要说经济运行的方式也被颠覆了。关于我们如何开展业务的假定,比如我需要在市中心地区建立一个大型办公室,因为人们在很远的地方不能有效地工作,为此人们往来于两地。这个基本的假定,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被彻底打破了。

我们认为,长期的经济再平衡和结构调整将会发生,因为所有这些我们已经很习惯的假定都将受到挑战。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许多传统公司将难以按照过去的方式行事。很多提供某项服务的小公司现在可能会发现,对这项服务的需求已经枯竭。所有这一切都将导致在履行合同、提供服务和支付方面出现很多问题。而这又将在下游企业中再次出现,这些争议将导致解决争议的需求。因此,我觉得对新加坡调解中心或者争议解决行业、机构以及广大从业者的影响是,未来几年,我们都会很忙碌。

CBLJ: 您认为今年生效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会产生什么影响?

万俊彦: 最重要的是,要明白这是一个国际条约,一个公约,其重点将是国际工作。而跨境争议不一定是司法管辖区内的争议。这一公约实际上是为了填补调解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空白,而这个空白在其他争议解决领域已经得到了解决。例如,在仲裁方面,《纽约公约》已经存在很久,已有150多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如果你去某些签署国进行仲裁,而且你有一份仲裁裁决是由该仲裁机构做出的,你可以在任何一个签约国强制执行。你可以去那些国家,把仲裁裁决提交给法院,如果法院认定裁决有效,则其即为真实,并已由其中一个签约国做出。法院将必须执行这个裁决,而你则不必启动法律诉讼、走完整个诉讼程序、传唤你的证人以及举证,这是非常昂贵的,而且需要熟悉当地的法律等。

这是很麻烦的,但仲裁多年前就用《纽约公约》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调解一直没有与之相当的公约。这个公约通过调解解决争议,而不是仲裁裁决。假设你手里有一份调解和解协议,由于仲裁程序的性质,该调解协议与仲裁不完全一样,仲裁裁决是由第三方仲裁庭或仲裁员做出,当事人很可能对结果感到不满意,因为这是其他人做出的决定。对于仲裁来说,公约很重要,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去那个国家的法院,我把它提交给法院,法院就必须命令付款。

因为调解的性质和仲裁不一样,所以调解略有不同。在调解中,没有中立者会决定并给出一个判决或裁决。在调解中,就是一个人促进双方之间的讨论,帮助他们弥合分歧,控制他们的期望,并考虑各种选择,以便最终他们能够自行达成协议,并签署一份所谓的和解协议。

因此,大多数解决的调解案件都会得到双方的自愿遵守,这是因为他们只想继续进行,想结束这一切。但是有少数情况下,双方可能会和解并达成一致,但后来他们都不遵守。这是极少数,但存在。

无论你是否有跨境争议,无论你是否手头有一份和解协议,你都不能去强迫对方遵守。因为不存在此类有关调解的《纽约公约》,你不能像执行仲裁裁决一样执行和解协议。如果你想在那个国家强制执行,必须去法院。你在那个国家起诉他们,这就违背了调解的初衷。那么这一公约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现在,它将调解与仲裁放在同等位置上,在全球范围内执行调解。现在,如果我手头有一份在《新加坡公约》签署国进行的和解协议,而我试图在一个也是《新加坡公约》签署国的国家执行该协议,我可以直接去那里,并向法院提出申请。

一旦法院确信调解确实发生在新加坡,而且该协议确实是他们同意的协议,法院就会停下来,不再继续审理,并立即执行该协议,因为这是公约,这是各国签署的一项条约要求。

这对跨境业务来说是好事,因为有一种确定性,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因此,对于公司法务来说,这将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为处理跨国界争议增加了另一个选择。过去,你的行为受到限制,你必须在该国起诉或仲裁,然后在那里提交裁决。但仲裁本身就是一个昂贵的过程。调解更快、更便宜,在维护商业关系方面也更好,这实际上有时比争议本身更重要。有时,只要双方长期业务关系不受损害,无论结果如何,双方都会感到满意。

因此,调解实际上是一个完美的工具,这是一个人们交谈的过程,人们可以表达不满,分享观点,然后意识到这是一个误解,然后把各种选项放在桌面上,一起集思广益。比起争议、取证、你没做这个、你没给钱,你说这个、我要我的钱,双方争执不下而言,整个过程维护了业务关系。即使你赢了,从长远来看,你也可能会输,因为当事人不想再合作了。

CBLJ: 请您介绍一下现在越来越流行的混合模式,如仲裁调解仲裁?

万俊彦: 这是一个成熟的、非常好的工具,但很多律师和公司法务还不太熟悉。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它在合同中的被采用。因为当你把仲裁和调解的好处结合起来的时候,它是非常强大的。仲裁的好处是有权力迫使人们参与,即使他们非常不情愿,我也可以让仲裁庭作出裁决。如果你不出庭仲裁,仲裁裁决还是可以继续进行的,因为一旦组成有效的仲裁庭,就可做出裁决。如果你不想出庭仲裁,不想出面举证,那就是你的问题。仲裁庭只能听取对方的意见,然后你很可能会输掉这个案子。仲裁的好处是,对于不愿意露面的当事人,你可以迫使他们坐到桌前。仲裁的缺点,正如我所提到的,首先,它是一个昂贵的过程,也是一个耗时的过程。

仲裁是非常漫长、耗时的过程,需要非常、非常训练有素、受过高等教育、报酬丰厚的人参与。因此,这个过程是昂贵的。但它通常会带给人们所期待的某种最终结果,尤其是当一方不想接你的电话或回复你的电子邮件时。

仲裁不利于维护商业关系,调解在成本、时间、灵活性以及维护商誉和商业关系方面大放异彩。在仲裁庭只能裁决某些事情的情况下,调解甚至可以想出有趣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调解就是解决问题。任何你能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结果。

这就是调解的力量,你在谈话中扩大了选择的范围,最终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你通常不可能只通过谈论你欠我多少钱、我能付多少钱来解决问题,而仲裁甚至法院判决都只限于这种线性的方式。

所以,当你把这种权力、程序和结果的灵活性与仲裁程序强制力结合起来时,你会得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工具。我可以强迫你坐到桌前,但我们还是谈谈吧,谈过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如果行不通,我们就会求助于仲裁。我们会找人解决。无论哪种方式,都会有一个结果。只是我们是否满意而已。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工具。实际上我鼓励人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仲-调或仲-调-仲。

CBLJ: 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争议解决的混合模式?

万俊彦: 还有另一种模式,它是调-仲-调,实际上就是你把调解放在第一位,你尝试一下谈一谈。如果不行,我们就提交仲裁。仲裁进展到一定程度时,如果你愿意,可以回到调解。大家会问一个问题,如果一开始我真的尝试过调解,但没有成功,那我以后为什么还要再调解呢?有时候你会发现,为仲裁建构你的案件的过程,就是收集事实,做足功课的过程。

当你真正开始仲裁时,你必须出示证据,提出论点。你可以看到对方在说什么,对方在用什么作为证据来加强他们对你的指控。这个过程改变了人们的想法。

所以这是另一种模式,也有自己的好处。但是它有不同的程序,当事人需要非常清楚自己要选择什么,因为它们实现的效果是不同的。但它们都是有趣的工具。而且它们都有自己的作用。

CBLJ: 您能介绍一下新加坡调解中心的数字化转型和网上争议解决的未来吗?

万俊彦: 非常庆幸,我们的数字化转型之旅其实在去年9月份左右就开始了。其实我们在疫情真正来临之前六个月就开始了,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准备的时间。

当我们踏上数字化之旅时,我们说我们需要开始将我们的一些系统数字化,开始将我们的一些文件、流程以数字形式呈现出来,还需要开始让我们的员工在线工作。我们需要让所有员工都能在任何地方使用这些数字工具。所以我们实际上在疫情来临之前就给每个员工配备了笔记本电脑,并开始开发允许我们远程工作的程序和系统。疫情来袭,我们的感觉就像“哇,我们躲过了一劫”。我们的员工还不习惯,因为我们只做了很短的时间。

但至少技术上的挑战已经解决了,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因此,我们的数字之旅已经开始了。但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的大目标不仅仅是将我们现有的流程数字化,那是可轻松实现的目标,我们预计在明年中期完成。

我们真正的目标是创建一个部分自动化的网上争议解决系统,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处理大量的案件。如果我们要进入这些非常巨大、尚待开发的市场,这是我们必须要达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这些市场有很多案件,主要是消费者的案件,争议数量非常非常多,但争议标的并不是很高。

当你从清单上往下看到非常小的案件时,可以理解,很少有人愿意付费。谁会花100美元解决一个50美元的案子。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钱让任何人为这个案件提供服务了。

对于新加坡调解中心来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在线自动化系统,这将大大降低服务的运行成本。然后,我们应该把它放在这些消费者和市场触手可及的地方。我认为,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现在使用数字工具正在努力实现的一件大事,也就是建立一个大部分是自动化的在线争议解决系统。因此,它的运行成本非常低,我们可以在这些市场上使用它。我们对这项服务的收费将会非常实惠的,他们会使用的。

CBLJ: 您将在TechLaw.Fest 2020上就在线争议解决发表演讲,您对此次活动有什么期待?

万俊彦: 我认为,我们都非常务实,并且意识到这个[线上争议解决]首先不是一个新话题。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10多年。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家共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入,对话的复杂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后台的技术成就和进步也影响了对话的进行方式,对话有所发展,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人们一直在谈论使用人工智能(AI)或机器、计算机来解决各种类型和规模的争议。我们现在希望实现的是,首先,在最低层面上增加对话、增加更多的洞察力,把我们自己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的经历、看到和学到的东西汇集在一起,并试图共同回答小组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

我们很清楚地提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我们说,好吧,现在我们离开Techlaw.Fest之后,我们想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并且认同这可能是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在线争议解决最有希望的方向;或者,这可能实际上偏离主题,我们应该忽略它;又或者这是有用的,但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这可能是五年后的问题,我们最终会解决的。

但[在线争议解决]是一个近期的事情,我们应该优先考虑,因为它就在眼前。我们希望在小组中进行这样的对话,我们稍微预言一下,尝试预测我们认为会对市场有利的实际发展。

你不希望这只是一场理论性的对话,学者和工程师们不停地谈论在线争议解决以及它会变得多么伟大。但是实际用户、你的企业、你的个人或者公司还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