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开始被冠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名号。相比以往，中国已经与国际公司形成了更广泛深入的联系。但现在中国正在针对增长放缓的新时期进行调整，争议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中很多争议正通过国际仲裁解决。
同时，令人鼓舞的趋势是，中国正快速向仲裁的国际最佳实践靠拢。在中国进行的仲裁和涉及中国当事人的仲裁中，当事人日益采用国际上法院和仲裁机构惯常运用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当事人处理仲裁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熟练。尤其是在金融争议中确定赔偿损失的时候，越来越多当事人运用专家意见去协助仲裁员进行裁决。
如今经济压力引发了越来越多需要通过仲裁解决的争议，参与争议解决的中国律师和当事人都需要做足准备功夫。
正如巴菲特所说，“只有在退潮的时候，你才知道谁在裸泳”。中国这一代的经济放缓让大量公司面临经营以及流动性问题。这可能导致更大量的欺诈、腐败和其他不当行为浮出水面，同时还有中国当事人和外国合营伙伴、投资者的相关争议。
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在增长放缓之外还有流动性问题。不管是高达国内生产总值280%的债务，还是外国资本流出的新趋势，对于很多公司来说，这些都意味着过去流动资金充足的日子似乎要结束了。同时，中国股票市场表现的强烈反差意味着股权退出的大门可能会被关上，或者公司估值将大幅下调。
对可实现商业目标的截然不同的重新评估往往会揭露财务报表欺诈。对一家公司商业前景的预期与经济转型的现实之间的差距会不断加大。为了满足盈利要求、实现公司目标或取得融资，公司所有者或者管理者可能会倍感压力，想尽办法去填补这一差距。不幸的是，财务欺诈总是实用主义者采用的解决方案。
仲裁常常用来解决公司业绩在并购之后没有达到预期时所产生的金融争议。如果缺乏后续的盈利预测，交易估价所基于的财务报表的有效性常常会受到质疑。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审计人员并非法证侦探，往往对收购方也不负有注意责任。收购方必须依赖他们自己的尽职调查，以及在销售和购买协议中的陈述与保证条款。
在这些情况下，常常遇到的问题是判定重大的财务误报有多少是因欺诈或错误导致，又有多少是由不能预见的经济下行所导致——经济下行是正常商业风险的一部分。为了清晰区分两者，仲裁过程中需要财务、会计领域的专家证人出庭作证。西方公司通常熟悉这个流程；如果中国公司不能提出自己的专家证据，就可能会处于不利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上述操作可能会让中国律师感到陌生。如果他们想掌握如何有效管理仲裁，可能还需要在短时间内学习很多事情。至于为什么中国经济下行的现状正将更多的争议推向仲裁解决，这里还有其他原因。
对于不少外国投资者和合营企业合伙人，中国的“新常态”经济意味着大家会看到一些不加粉饰的真实经济状况。在过去，因为中国的长远潜力，“中国特色”可能让人认为忽视一些争议或可疑的业绩无可厚非。现在这种忽视不仅没有那么普遍，而且争议是由寻求终止合营协议的外国伙伴所引起的。部分原因是中国不再是低成本的制造业基地，或者因为知识产权完整性遭到损害被认为是很大的危机。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外国当事人寻求迁移公司地址或者终止合作关系。在常常混乱的企业分拆中，双方都能在仲裁中从专家证人意见中获益，以确保他们的利益得到保护。
能清楚看到现状的市场参与者还有外国私募股权投资者。在过去，他们可能采取组合方式进行投资，依赖表现良好的投资的回报去弥补表现差的投资。但是如果投资组合中的数个公司都遇上了麻烦，那么私募股权投资者就不能再保持乐观；现在，当他们怀疑有欺诈或失当行为存在时，更可能会寻求赔偿。
最后，中国海外并购活动的迅速增长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向国际仲裁标准靠拢的趋势。中国海外并购总额今年预计将超过100亿美元。这可能再次将中国公司和律师卷入国际仲裁中，中国仲裁实践与国际接轨的趋势将会变得更显著。
作者：全球商业顾问公司AlixPartners的执行董事 Neill Poo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