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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曼德尔森,2004年至2008年担任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负责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事务。《商法》特邀其就如何发展中欧关系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撰写了本篇专稿。

从今年5月离职以来,中国是我访问最为频繁的国家。我之所以屡次重游故地,并与我担任欧盟贸易委员期间交往密切的故人重逢,其原因在于,贸易是促进全世界经济增长和机会的 “传送带”,而飞速发展的中国已成为驱动这条传送带的主要发动机之一。而与此同时,欧洲商业界对于中国的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Peter Mandelson
彼得·曼德尔森

在这次访问中国途中,我读到《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文章。该文针对在华营收占其全球总收入比重较高的22家西方大型公司,专门创设了一个所谓 “对中国依赖指数” 的概念。

然而,依赖是相互的。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同样离不开世界。中国发展的关键在于其能否成功融入全球经济。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以及其对引进知识技术和向国外输出产品与投资的渴求,中国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因此,中国和欧洲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 (包括在第三国开展商业合作) 来巩固双边伙伴关系,致力共同发展。

当年作为欧盟贸易委员,我在中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纺织品贸易争端,事后看来这起争端恰恰印证了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方面,西方国家必须理解和认可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性及其合理预期。同时我们需要继续倡导西方的自由贸易理念,欧盟和美国政界在权力和财富的天平逐渐向中国倾斜这一问题上也不应反应过度。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无所作为,则于双方都不利——而最大的输家可能是中国。

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双方对彼此的认知与现实情况之间有所出入。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国力崛起和经济增长忧心忡忡,而中国领导人担忧社会和经济转型带来的不和谐和贫困问题。西方国家苦恼于如何与中国的低价产品竞争,而中国关切的是如何抗衡西方在科技方面的比较优势。

这些分歧是可以调和的,但前提是需要双方之间的不懈努力和持续对话。

某种程度上,西方国家的错误在于只是简单地把中国看作一个市场,而不是一个正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社会。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国市场,也要重视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今年11月,英国新首相戴维·卡梅伦率领由内阁大臣组成的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标志着英国各政党在致力发展对华关系上达成共识。德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首脑也纷纷造访中国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充分印证了中国对于欧洲的重要性,也说明双边关系的增进有赖于政府间的高规格对话。欧洲各国与中国的这种双边往来固然重要,有助于双边商业关系的巩固,但从根本上说,欧洲各国通过欧盟这个平台才能对中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因为欧盟掌握着欧盟国家贸易政策 (贸易是中欧关系最关键的组成部分) 的决定权,自然是中国应当加强对话的机构。

在中国问题上,欧洲应当 “风物长宜放眼量”,不必将政治资本耗费在对抗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上。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武器禁运等争议性问题上,欧洲必须认识到,在国与国的交往中,有时形式重于实质,名正方能言顺。欧洲在上述两个问题的立场传达了如下错误的信号——中国是落后的,或者,中国是敌人——无论中欧之间面临多么复杂的问题,这种观念都是荒谬和不可取的。

为使欧洲市场继续对中国开放,必须要让欧洲民众相信中国对欧洲也是开放的。而令我感到担忧的是,中国欧盟商会7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虽然对中国市场带来的机遇欢欣鼓舞,但同时又对中国商业环境的前景表示悲观。虽然有64%的欧洲公司表示中国是其三大首选投资目的地之一,但有39%的公司认为中国的市场监管环境在未来两年将会恶化,只有10%的公司认为会有所改善。

一些人士曾向我表示,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是西方企业所不可抗拒的,因此尽管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西方企业也将学会妥协。但我并不这么肯定。

事实上,在中国,无论中国公司抑或西方公司都同样面临着棘手的政府监管问题。试想一下,如果政府效能出现问题,企业成长、国家发展以及所有人都势必会受到影响。归根结底,又回到了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之路时的一个基本问题,即这条路是要一直走到底,还是会半途而废?

这无关于中国与西方世界哪一方拥有最完美的经济模式,因为所有模式都各有所短。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包括: 如何构建最完善、最透明的监管体制;如何打造最佳的合作与合资关系;如何最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及落实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如何提升银行业绩;以及如何创建最适当的企业争议解决机制。

这是中国和欧洲商界共同关切的长期课题。

正如中欧双方需要合作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一样,上述问题的解决不但不会在我们之间造成分歧,相反还会成为促进中欧合作和紧密联系的纽带。随着中国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这些问题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中国进步并不意味着欧洲必将退步。我们必须要使欧洲公众深切意识到,中国和欧洲可以通过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平台,协调双方的宏观经济政策,携手应对全球化挑战并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作为共同关注的焦点,如何重新平衡全球经济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在消费需求、贸易和货币三个领域,美国政府的目标和中国政府五年计划目标,可以说是共通的。问题在于实施变革的具体时间表。经济的变革并非朝夕之功,需要各方齐心协力,为此有赖于各国政府 “给力”,当然更需要中国和欧洲商界的合作和鼎力支持。


彼得·曼德尔森,2004年至2008年担任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负责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事务。曼德尔森是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亲密政治盟友,作为英国政界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他曾两度被迫从内阁辞职,但在2008年重返政坛担任内阁要职,并获封终身贵族头衔。曼德尔森曾多次造访中国,今年11月值其最近一次访问中国之际,《商法》杂志特邀其就如何发展中欧关系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撰写了本篇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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