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ICC 仲裁院)自1923年成立以来,任命了该机构的首位女性主席Claudia Salomon。她和我们讨论了她的新角色,并分享她对亚洲争议解决环境未来发展的预期

《商法》:随着越来越多的亚洲司法管辖区设立自己的仲裁机构,请问您是如何让ICC仲裁院始终在亚洲占据一席之地的?

Claudia Salomon:我们在努力扩大ICC仲裁院的亚洲地位,并且充分相信亚洲当事人的案件会有所增加。去年,ICC仲裁院的当事人来自全球145个国家和独立法域,其中25%来自亚太地区。我们在香港和新加坡部署了亚洲案件管理团队,从中国内地、香港、印度和新加坡招募人才。

我们的北亚区主管和团队位于在上海设立的办事处,南亚区主管和团队则在新加坡。ICC仲裁院的亚洲面孔达到史上最多,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内地、印度和新加坡的副主席。ICC争议解决事务管理委员会纳入了新加坡首席大法官梅达顺(Sundaresh Menon)和Netflix Korea的法务总监Liz Chung。

我们正密切关注中国《仲裁法》的最新修订进程,该修订草案法现正在征求公众意见,当中载有关于国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建立案件管理办公室的条款。如果有这方面的机会,我们一定会尽力争取。

近期而言,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推出各种为重要利益相关者、企业法务、年轻法律工作者和仲裁员量身定制的培训项目。国际商会青年仲裁员论坛(ICC YAF)的南北亚区域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我们同时致力于提升国际商会亚洲仲裁员的知名度和人数。

2018年,ICC推出了费用较低的简化仲裁流程,即由一名仲裁员裁决案件,并由案件管理会议在六个月内作出最终裁决。视乎合同订立的时间,低于200万美元或300万美元的案件自动进入简化流程。这种形式大获成功,广受欢迎。我们经手的很多案件当事人都选择进入简化流程,即使有些案件争议金额已经超过标准。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38%的新争议案件涉及金额都不超过300万美元。

根据ICC仲裁规则,当事人如果无法等到组成仲裁庭,也可以通过特定流程,向紧急仲裁员申请临时救济。紧急仲裁员必须在15天内下达裁令。自我出任ICC仲裁院主席以来,我们受理了大量的此类申请,在周五晚上尤其频繁。曾有一位申请者一次性提出六项不同的申请。但针对每一宗案例,我都能够非常迅速地任命紧急仲裁员,大多不需超过24小时。

展望未来,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驱动全球经济发展但受到疫情冲击最严重的中小企业。我们意识到,它们需要高效解决低价值纠纷的渠道。我们与ICC其他分部紧密合作,在世界各地建立创业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和协助。

此外,我们非常重视科技相关的纠纷,比如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高端制造领域即将迎来迅猛发展,相应的纠纷也一定会增多。大约40%的ICC案件都属于能源或工程和基础设施类别,我们预期这种现象仍将持续,特别是在亚洲。

《商法》:据您观察,亚洲有哪些新出现的趋势?

Salomon:亚洲的法域在国际仲裁领域的进步是史无前例的。亚洲政府应对仲裁问题时,一直能够保持前瞻性和灵活性,包括立法规范紧急仲裁员、第三方出资仲裁和强制执行临时救济的问题。

我们真切地看到,亚洲当事人解决跨境纠纷的方式愈发成熟,部分企业法务已经达到世界级水准。亚洲当事人在合同谈判中的议价能力有所提升,其中包括争议解决的相关条款。顶级亚洲律所的执业水平相当高,特别是在新加坡、香港、印度、韩国和日本。顶级的亚洲仲裁员也不断涌现。

重大亚洲内部投资引发的亚洲内部争议增多,而亚洲当事人也希望仲裁在亚洲进行,特别是香港和新加坡。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青睐北京和上海作为仲裁地点。

纠纷的复杂程度也在与日俱增。例如,工程纠纷往往涉及财务纠纷,这是我近来作为仲裁员亲眼见证的。这种情况需要比较资深的仲裁员出马。当事人可能会考虑以仲裁、调解和其他争议解决机制相结合的方式,更高效经济地解决问题。

《商法》:疫情期间,您收获了哪些新的见解?

Salomon:疫情中,我们看到国际仲裁能够快速适应新形势,拥抱新科技作为争议解决的基本工具,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中国《仲裁法》修订草案也规定,仲裁庭可以决定线上进行仲裁。

2021年ICC仲裁规则也作出重大调整,让ICC变得更加高效灵活,进一步接纳数字化进程。规则明确指出,在考虑案件的相关事实和情况后,仲裁庭有权亲身和远程举行庭审。如今,除非当事人特别要求送达纸质文件,所有的申请都以电子形式完成。

ICC在疫情初期刊发了指引,介绍如何善用案件管理工具,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甚至避免潜在程序中断。当中的方法有现在已经很普及的视频会议,也包括早期议定法律或合同诠释问题,缩小纠纷口径,减轻后期庭审的任务量。指引有多种语言版本,包括中文版。

我们都祈盼疫情能够早日成为过去,但我的个人看法是,会议和庭审一定要亲身出席的固有理念已经被颠覆了。疫情前,我们都认为庭审必须亲自出席,除非证人或专家有特别的理由需要远程作证。现在大家都要考虑,究竟有没有面对面解决的必要或愿望。等到出行恢复正常,我认为仲裁庭举行程序性听证会而要求亲身出席仍会是少数情况,而视频会议将成为新常态。举证听证会方面,大家更容易接受视频和混合型听证的形式,但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当事人可能仍然希望当面解决。

《商法》:您对争议解决中的第三方出资问题有什么看法?

Salomon:第三方出资是一项重要进展,让原本无法提出申请的当事人有机会得到司法保护。香港和新加坡都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第三方出资的方式给予了明确认可。同时,第三方出资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内地的仲裁中。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第三方融资公司。随着国际仲裁流程变得愈发透明,2021年ICC仲裁规则要求当事人披露有无第三方出资人及其身份。披露义务和高透明度旨在避免仲裁员与当事人或出资人等关联方之间发生利益冲突,保障这类情况下不会做出裁决。在2021年ICC仲裁规则作用下,出资人和当事人能够在透明的机制下展开合作。这样,当事人对仲裁的程序更有信心,对第三方出资人也更有信心。

《商法》:您预计未来会有哪些进程,将进一步完善亚洲的仲裁生态?

Salomon:《纽约公约》是史上最成功的的国际协议之一,共有168个缔约国,其执行仲裁裁决仅在极少法域内会遇到阻力。但是,至于《纽约公约》在特定法域内如何适用,世界各地的情况参差不齐。

ICC规则包含详尽的审查过程,所以ICC的仲裁裁决在执行上有更大几率成功。裁决不仅会由案件管理人员评审,亦会经过ICC仲裁院的成员,然后才由仲裁庭颁布最终裁决。我们认为,经过这个流程得出的仲裁裁决不但有理有据,而且具备提高裁决执行成功率的一切其他要素。

除了亚洲国际仲裁之基础设施的空前变化和发展外,我们还看到,当事人更为愿意全面动用可行的所有工具去解决争议。ICC提供仲裁、调解和其他的争议解决服务。我们的做法是将这些选择一次性摆在当事人面前,不是一件件毫无关联的物品,而是好比一个装满工具的工具箱,全部可以用来避免或解决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