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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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日是中国法律体系发展的里程碑,《民法典》开始生效,包括《合同法》在内的多部法律同时废止(有关民法典和法律对于习惯认可的讨论,请见《商法》第8辑第6期《习惯与法律》)。然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2021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法律行为仍然适用《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20年12月14日第1821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下称《规定》)第一条和第二十条对此作出说明。《规定》已于2021年1月1日开始施行。本篇专栏讨论两个问题:《合同法》在合同和合同纠纷方面的继续适用情况;《规定》在合同解释方面的规定。

合同法的继续适用

根据《规定》,与2021年1月1日前订立的合同的成立有关的事宜继续适用《合同法》。不过《规定》第八条破例规定,即,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无效而适用民法典的规定合同有效的,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规定》第二十条指出,对于民法典施行前成立且其履行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的合同,关于2021年1月1日前履行合同的争议将适用《合同法》和关于《合同法》的司法解释,而关于2021年1月1日后履行合同的争议将适用《民法典》的有关规定。

民法典规定的合同解释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和第四百六十六条对合同解释作出规定,适用于在2021年1月1日之前或之后订立的由中国法律管辖的所有合同的解释,澄清了《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有关合同解释的先前立场。为理解合同解释的新规定如何澄清先前立场,有必要将《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先前立场与《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新立场进行比较。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六条和第一百四十二条则对《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立场作出如下修正:

第四百六十六条

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依据本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争议条款的含义。

第一百四十二条

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 结合相合同的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中国有些法律学者认为,《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与《民法》第四百六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立场基本相同。而其他学者则令人信服地指出,《民法典》的新立场具有实质性的澄清意涵。以下三点为实质性澄清的相关论述:

(1) 首先,第四百六十六条中的“争议条款的含义”和第一百四十二条中的“意思表示的含义”取代了《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中的“真实意思”作为合同解释的目的。《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本质上为主观性规定,强调合同解释旨在探求合同双方在签署合同时的真实意图,而《民法典》的新规定则本质上为客观性规定,明确合同解释旨在探求争议条款在“意思表示”方面的含义。

(2) 其次,《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并未明确该条款所述五种解释方法的优先顺序,即文义解释(合同所使用的词句)、体系解释(“合同的有关条款”)、目的解释(“合同的目的”)、习惯解释(“交易习惯”)和诚信解释(“诚信原则”)。不过,学者们指出,第一百二十五条将文义解释法确立为起点,并表明优先顺序为:先对争议条款作文义解释,而后对合同中的其他相关条款作体系解释,最后采用目的解释、习惯解释和诚信解释。

另一方面,《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则表明,应优先考虑文义解释法,当条款含义无法依该方法确定时,再使用其他方法。

(3) 第三,《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在论述合同目的时,同时也提到合同的“性质”。因此,该条文规定,对争议条款的解释必须同时考虑到合同的目的和性质(或类型),以使争议条款与合同基本性质相一致。

学者们还进一步提出,《民法典》澄清的目的在于“保障和促进市场交易;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统一司法裁判的规则” [此处和下述引文摘自《民法典中合同解释规则的修正及其司法适用》,田野,《中州学刊》2020年9月第9期第55页]。而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对于合同解释的诚信解释法尤为必要。下文概述了合同解释的五种方法。

文义解释

这种方法被定义为“依据普通人的一般理解,按照常规的语法、句法、词义等对合同文本所载文字、词句进行解释”。

体系解释

这种方法的定义是“将争议条款放在整个合同体系中,联系争议条款的上下文,结合相关条款对争议条款进行解释”。

此处提到的“上下文”(亦称“背景语境”),一般理解为允许法院考虑外在证据,如合同订立前的书信往来和谈判。中国法律不承认普通法法系所适用的“口头证据”规则。相反,中国法律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解释,即,似乎有助于证明当事人意思的所有相关证据均可采纳。

中国近期的一个案例接受了事先谈判是背景语境一部分的主张。

目的解释

这种方法的定义是“对争议条款的解释必须以有助于实现合同目的为目标追求”。

习惯解释

这种方法的定义是“根据当时当地乃至当事人双方奉行的行业惯例、交易习惯等对争议条款进行解释”。

诚信解释

这种方法的定义是“诚信解释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其既要求当事人在交易中诚实守信,又强调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大致相当、公平合理,还涉及当事人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公益和他人利益”。诚信解释似乎要求对合同的解释应当与诚信行事的人解释合同的方法相一致。诚信原则在《合同法》第六条中得到确立:

第六条

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现在,诚信原则反映在《民法典》第七条中:

第七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众所周知,诚信原则或诚信义务的作用非常广泛。鉴于其广泛的影响范围,有人主张,诚信原则应作为合同解释的最后手段。

中国的案例今后将如何适用《民法典》关于合同解释的相关规定,将颇有追踪价值。

葛安德 Andrew Godwin

葛安德以前是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合伙人,现在墨尔本法学院教授法律,担任该法学院亚洲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葛安德目前被借调到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担任特别顾问,协助其调查该国公司和金融服务方面的法规。葛安德的著作《商法词汇:法律概念的翻译和诠释》重新汇编了其在本刊“商法词汇”专栏撰写的所有文章。该书由Vantage Asia出版。如欲订购,请即登录 www.vantageasi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