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重归增长原点,无论是中国企业的投资兴趣,还是市场对中国资本的需求,都在上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保持乐观,但在中国企业全面恢复海外投资前,尚有若干挑战须克服。范可明(Mithun Varkey)报道

上一个十年,中国企业专注于以全球投资拉动增长。从一开始的大型基建、采矿和房地产项目,到后期的高科技和文化投资,中国的企业家是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最重要的外商投资来源。

疫情让一路高歌猛进的中国投资不得不踩下刹车,但如今,中国已成为率先走出新冠阴霾的大型经济体之一。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有望过去,企业重启投资项目,形势又是一片乐观,在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塑过程中,中国投资势必成为核心。

国际投资的阻碍因素依然存在——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国家主义抬头,监管审查收紧。不过,我们采访了各国专做中国业务的律师,从他们的采访中可看出,大家就中国对外投资的整体情绪仍然是乐观的。

离岸律所凯瑞奥信驻新加坡的管理合伙人麦安腾Anthony McKenzie)认为,由于中国政府对资本外流进行管控,并加大对海外投资的审查,中国的境外投资活动自2016年以来就有所收紧。“新冠疫情以及持续的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则让境外投资活动进一步下滑,现在仍然阻碍着中国企业在境外,尤其是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投资活动。”

“另外,北京方面推出双循环战略,推动产业升级和国企改革,因此,这几年的并购都在境内发生。不过,尽管有以上种种制约,我们预计在2021到2022年,中国企业通过离岸法域进行的境外投资活动,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境外投资,相较于2020年仍将有小幅提升。”

中国的双循环战略旨在通过优先考虑国内消费,同时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保持开放,重新调整其出口导向型经济。

庞冉则以一句话来总结对中国投资的中期展望:“简言之,乐观。”庞冉是中东欧律所Kinstellar中国业务组的负责人,常驻布拉格。

庞冉-Rita-Pang-Kinstellar律师事务所-中东欧中国业务组负责人-布拉格(捷克)-Head-of-China-desk,-Central-and-Eastern-Europe-Kinstellar-Prague,-Czech-Republic

“一带一路倡议依然活跃,每一个中东欧国家都签约了一带一路项目,中国企业对基建和能源领域比较感兴趣,并且越来越重视可再生能源,这背后都是一带一路的驱动,”她说,“中国在中东欧的投资也并非一帆风顺,尤其因为出现了疫情,去年就有所下滑。不过今年又恢复过来了。”

意大利律师CBA的合伙人Angelo Bonissoni也说:“我非常看好中国企业在意大利的投资。”

常驻米兰的他指出,中国在意大利企业的投资非常多,且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尤其在能源和电力领域。“趋势是向好的,不会受疫情太大影响,” Bonissoni说。

比利时律所KA Legal驻布鲁塞尔的高级合伙人Konstantinos Adamantopoulos也认为,中国在欧盟的投资前景乐观。“总体上,欧洲欢迎中国的投资。但在过去两年,中国投资在欧盟市场的补贴行为,引起了欧盟和成员国的担忧,他们认为有必要维护市场的公平。”

倪思昊(Nils Krause)认为,疫情预计还会继续,但中国经济在过去几个月继续稳步复苏。他是欧华律师事务所驻汉堡的德国公司和并购事务团队负责人和合伙人。“不过,在全球并购活动复苏的背景下,中国的境外投资依然保持在较低水平。”

“整体投资呈下降趋势,但交易(尽管交易额较小)数量有上升,”他说,“德国依然吸引着中国投资者,是2020年接收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

中国投资也很早就进军了葡萄牙,里斯本律所ATMJ Law的创始合伙人António Jaime Martins表示。“中国公司在2011年抓住了葡萄牙私有化开始的时机,投资了能源、银行、保险、房地产、工业、农业(红酒)和畜牧等行业,中国公司视葡萄牙为进入欧洲和其他葡语国家的门户,”他说。

Martins提到,中国投资人也投资房地产,并指出中国人是获批葡萄牙“黄金签证”最多的群体。“黄金签证”是一项针对非欧盟国家国民的欧盟居留许可计划,通过投资可获得公民身份或在申根地区的永久居留权。

“这个投资移民计划(ARI)自2012年10月推出,截至2018年11月,在六年时间里,共3981名中国人获得黄金签证,”他指出。

Thiago-Vallandro-Flores-Dias-Carneiro-Advogados-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圣保罗(巴西)-Partner-Dias-Carneiro-Advogados-Sao-Paulo

欧洲的发达市场对中国投资保持乐观,而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拉丁美洲、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则在积极寻求中国资本来满足它们巨大的基建和融资需求。

巴西律所Dias Carneiro Advogados驻圣保罗的合伙人Thiago Vallandro Flores表示,中国一直是巴西主要的贸易伙伴,也一直在巴西进行战略性投资。“来自中国的外商投资额一直很高,两国的经济也有互补性,因此,接下来几年,中国仍然是巴西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帮手之一,”他说。

“众所周知,巴西自然资源丰富,论大宗商品的生产和出口能力,以及开发新农业态的能力,其他国家望尘莫及,而中国则在基建方面有着无可置疑的经验。”

Baudelio-Hernández-Baudelio-&-Co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墨西哥城(墨西哥)-Partner-Baudelio-&-Co-Mexico-City

驻墨西哥城的Baudelio & Co律师事务所合伙人Baudelio Hernández说,中国投资人和墨西哥政府的商业往来越来越多。“中国在墨西哥电子、服装、鞋履、塑料管等行业有着非常大的投资,对墨西哥的商业发展有很大影响力,” Hernández 说,“我觉得中国会继续投资这些领域,另外房地产和旅游业也会吸引他们。”

与此同时,在尼日利亚,FO Akinrele & Co 律师事务所驻拉各斯的合伙人Adedolapo Akinrele也说,他的律所非常看好中国的海外投资。“中国公司可以在尼日利亚找到各种各样的商业和贸易机会,规模有大有小,但都有丰厚回报,”Akinrele说。

Adedolapo-Akinrele-FO-Akinrele-&-Co-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拉各斯(尼日利亚)-Partner-FO-Akinrele-&-Co-Lagos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尼日利亚欢迎中国企业。尼日利亚是中国在非洲大陆外商直接投资的首要投资目的地,仅次于南非,”他说,“它的吸引力也很明显:能源储备大,国内市场大,拥有1.5亿可支配收入不断上涨的居民。”

“中国对尼日利亚的吸引力在于它成功的经济转型,建造大型基建的能力,以及更重要的,提供融资的能力。”Akinrele指出,建筑和基建领域是中国公司最感兴趣的领域,而尼日利亚已是中国建筑公司最大的海外客户之一。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至少在亚洲,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来自位于老挝万象律所ZICO Law Laos的管理合伙人Aristotle David说,能源和基建领域的中国投资没有停摆,预计还会上升,尤其是一带一路项目和需要能源的项目。“我们在并购、银行与金融以及合规方面的业务在持续增加,”David说。

何薇溧-Ho-Wei-Lih-Rahmat-Lim-&-Partners-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吉隆坡(马来西亚)-Partner-Rahmat-Lim-&-Partners-Kuala-Lumpur

尽管马来西亚每天都还有五位数的新增阳性病例,但何薇溧预计,来自中国的跨境交易在2021年第三季度将缓慢增加,尤其是能源、制造业和物流业的交易。她是一位马来西亚律所Rahmat Lim & Partners驻吉隆坡的合伙人。

“马来西亚欢迎外商直接投资(FDI),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投资,”何薇溧说,“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甚至设立了专门的团队,制定专项行动,包括‘中资特殊通道’(China Special Channel),目的就是为了加快引入来自中国的FDI,加快落户来自中国企业的高价值、高科技和高影响的投资项目。”

吉隆坡另一家律所Lee Hishammuddin Allen & Gledhill的合伙人黄慧晶也同意这一点。“在过去三年,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纠纷代理业务激增,尤其是在建筑和能源行业。”

“马来西亚是一带一路沿线的核心国家,其投资环境被评为‘高机遇,低风险’,一直凭借着较好的经济成为具有吸引力的一带一路投资目的地,”她说,“因为疫情造成的干扰因素,许多一带一路的项目都推迟、搁置或需要重新谈判,但大部分主要项目并没有被取消。”

新加坡立杰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外国律师)陈希提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份题为《东南亚的中国投资概况(2005—2019)》的报告将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列为中国在东南亚的前三大投资目的地,在中国在东南亚总投资中这三个国家共占57%。

“到东盟国家的区域性投资预计将继续上升,”陈希说,“中国公司的投资越来越多地向科技、传媒和通信(TMT)、基金管理、数字支付牌照、消费、财富管理和资产规划,以及医药、医疗和生物科技领域倾斜。”

机遇

尽管经济低迷、国家主义抬头,但投资者依然不缺机遇,一些政策和监管变化也可能让外国投资者,包括中国投资者受益。

Thomas-Weidlich-Luther-Law-Firm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科隆(德国)-Partner-Luther-Law-Firm-Cologne

德国律所Luther Law Firm驻科隆的合伙人Thomas Weidlich认为,新冠疫情后不良资产并购案会再次大幅增加。“中国投资者能够以便宜的价格收购他们感兴趣的公司,从而进入德国或欧盟市场,获取‘德国制造’的技术,”Weidlich说。

“但中国投资者必须快速有序出击,尤其是对于不良资产的并购交易,因为德国的破产程序时间非常紧凑,”他说,“此外,投资财务困境中的公司可能带来经济和法律上的风险,具体是哪些法律风险,则取决于收购时间。”

来自Zico Law的David还提到:“疫情造成的旅行限制和不确定性,让投资者不得不推迟或放缓投资。酒店、旅游和其他服务行业尤受重创,不过对于潜伏着的投资者来说,这正是讨价还价的时候,低价收购,等待市场恢复。”

Desmond-Odhiambo-Cliffe-Dekker-Hofmeyr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约翰内斯堡(南非)-Partner-Cliffe-Dekker-Hofmeyr-Nairobi-CHi

肯尼亚的监管变动则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基建项目,该国制定了新法《公司合营(PPP)法2021》,简化了政府对PPP的审批程序,正等待议会表决。“这些修正案会吸引更多中国企业投资大型基建项目,”Cliffe Dekker Hofmeyr律师事务所驻内罗毕的合伙人Desmond Odhiambo说。

Odhiambo还提到,该国《商法(2020年修订)》允许股东举行线上和线上+线下会议,这样,中国投资者不需要回到肯尼亚就能参加股东会议。“这部法案还修改了《肯尼亚公司法》和《土地登记法2012》,允许通过先进的电子签名签订合同,”他说,“这样,不论身处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签署公司文件,营商便利度大大提高。”

巴基斯坦律所Kabraji & Talibuddin驻卡拉奇的合伙人Maheen Faruqui谈到,中巴政府签署了《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能源项目合作协议》,列出了优先实施的几个项目,巩固双方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其中,有几个项目竣工,正在运营中,还有一些还在建设阶段,”她说,“中国一直不遗余力地开展中巴合作,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一个更长远的目标,中国现在大量石油进口需要经由马六甲海峡,它希望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希望中巴走廊提供一条新的贸易通道。”

香港和澳门也为中国内地投资者提供了大量机会。林朱律师事务所驻香港的管理合伙人朱静文指出,大湾区的合作绝对是律所和内地公司的关注焦点。

“香港和香港人在大湾区的发展中能扮演什么角色还有待商榷,但融资功能是香港立即就可以实现的——为来内地经营的企业提供融资渠道,”朱静文说,“在产业方面,除了科技和新业态继续吸引资金外,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企业,如可再生能源和减碳,会越来越受青睐。”

华年达-Jorge-Neto-Valente-华年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澳门-Founder-JNV-Legal-Macau-Chi

澳门律所华年达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华年达(Jorge Neto Valente)说,在最近几十年,甚至在提出大湾区概念后,大家对澳门的定位都是娱乐中心,中国内地公司的兴趣都在旅游相关产业上,比如综合性度假村、酒店和零售。“不过,科技风投和对金融服务业的投资也有明显提升,特别是自澳门在2018年底引入债券市场以来,”华年达说,“房地产和建筑(包括娱乐相关的项目)等传统行业依然收到中国公司追棒。”

挑战和隐患

虽然中国投资受热棒,但这条海外投资之路仍在各地存有挑战和隐患。在外投资会有一些注意事项,而要克服这些障碍,正需要合格的当地法律顾问。监管收紧和争议解决是目前中国投资者在对外投资中面临最常见的
挑战。

“从我们的经验看,主要的监管挑战来自欧盟和其他各国市场竞争监管部门采取的并购管控和反垄断审批,尤其在相关的区域市场和某些产品或服务领域,当并购后中国投资者将享有重要份额时。”来自KA Legal律所的Adamantopoulos说。

“欧盟FDI审查规则下的合规问题,对中国投资者越来越重要,尤其在2020年10月《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实施之后。新条例规定了各成员国负责FDI审查的部门共同协商的机制。”

Adamantopoulos补充说,协商是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考量,“这个机制主要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如通信、人工智能高科技、安全、媒体、交通基础设施等项目的投资,”他说,“最终审批权交由投资所在的欧盟成员国,但如果该项投资关系到整个欧洲的利益,将由欧盟委员会做出最终决定。”

Michael-Burian-Gleiss-Lutz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斯图加特(德国)-Partner-Gleiss-Lutz-Stuttgart

德国律所Gleiss Lutz驻斯图加特的亚洲团队联席主管和合伙人Michael Burian说,外国投资管控机制在监管层面对中国投资者设置了障碍。“在过去几年,这个机制的适用范围延伸到了多个诱人的业务领域,审查标准也越来越严格,”他说,“如果投资方来自中国,监管部门将格外严格。中国投资人仍有可能获得批准,只是耗时将更久。”

Weidlich表示,中国投资者面临的其中一个大挑战是德国对外国投资的管控将继续收紧,部分原因是《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对成员国的外国投资审查制度设置了最低标准。

“在2020年,因疫情的出现,以及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德国政府三次修改与外国投资审查相关的法律法规,”Weidlich说。

视线收回亚洲,孟加拉国律所Doulah & Doulah驻达卡的Nasirud Doulah则认为,主要挑战不在投资阶段,而在争议解决阶段。“原因是双重的,”他说,“在大部分情况下,在投资阶段,不会有律师介入,因此,如果这时出现纠纷,通常无法使用仲裁或其他特别机制,只能诉诸地方法院。诉讼程序耗时更久,且在一些案件中,法官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理解其中的技术问题。”

“孟加拉国政府正考虑建立强制调解制度,如果正式出台,它将大大推动争议的解决,”他补充说。

埃及律所Ibrachy & Dermarkar驻开罗的管理合伙人Bahieldin Elibrachy也在该国看到了相同的问题。“争议解决机制和判决的执行仍然是难题,”他说,“和其他争取更多外国直接投资者的国家一样,埃及一直在简化监管流程,努力营造一个对投资者更友好的环境。”

在一些发达法域,争议解决也仍然是个挑战。“如果出现法律纠纷,德国的判决书很难在中国执行,中国的判决书也很难在德国执行。所以,投资人仍然倾向于选择仲裁,”Weidlich说。

还有其他挑战,比如劳动法和税务方面的挑战,中国投资者理解错综复杂的本地市场至关重要。

例如,即使在澳门,也有一些差异是中国投资者需要留意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体制不同,内地公司来澳投资时,对于相关的事务要怎么处理,目标要怎么实现,他们有自己的预期,有时候要理解这些预期都会有些困难,要为他们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也会有些挑战,”华年达说。他还补充,丰富的经验、对本地市场和法律法规的深厚认识,对内地公司在当地的发展必不可少。

“内地公司来澳投资时要认识到,基于‘一国两制’的原则,澳门有其独特的法律制度,因此,他们需要当地的法律顾问来引导他们实现投资的目标和预期,”他补充说。

Weidlich说,德国有很多个人和集体员工保护规定,这通常让中国公司无所适从。“在德国,有五个雇员的公司就可以设立(雇员代表)劳资委员会,他们可以针对加班、雇佣和其他公司决策提出异议,”他说。

Bonissoni则指出,在税务方面,“中国公司在意大利面临的主要挑战关系到转让定价和预扣税的缴纳。在税务审计时,这些问题会受到严格审查,意大利税务局也会对公司进行调查,如果到期税款达到一定数额,可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巴西律所Pinheiro Neto驻圣保罗的顾问和中国业务负责人Nancy Tsui Chung则认为,如果巴西能够让法律法规更清晰明确,减少官僚作风,从而创造出对投资人更友好的税务和劳工环境,那么会有更多中资来投资。

Nancy-Tsui-Chung-Pinheiro-Neto律师事务所-中国业务负责人,圣保罗(巴西)-China-Desk-Head-Pinheiro-Neto-Sao-Paulo

“海外投资分配资源时,除了在其他法域常见的挑战外……中国投资者来巴西投资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还包括:(1)法律制度不同;(2)巴西税务制度复杂(税率高,规则不同,许多附属义务,税务机关执法时的激进手段,以及严重的官僚作风;(3)劳动法规复杂,劳工索赔多。”

由于今年的新冠疫情和明年的总统选举,外国投资者在巴西面临着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不稳定。“预计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外国投资将逐渐增加,”她说。

林朱律师事务所朱静文提到,中国中央政府正在加强一些行业的监管规则。“这一举措一方面可以让行业重回正规发展轨道,但另一方面,市场主体有必要适时调整商业运营模式,”她说,“这些调整也会影响其他利益相关方,如投资方、供应链伙伴和员工。内地企业既要遵守新规,又要保持可持续的发展,找到一条合适的发展道路至关重要。

朱静文说,对于争议解决,大湾区的前海正在建设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在这方面,香港大有可为,毕竟香港在处理国际商事争议方面经验丰富,人才济济,过往表现也非常亮眼。”

Crystal-Wong-Lee-Hishammuddin-Allen-&-Gledhill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吉隆坡(马来西亚)-Partner-Lee-Hishammuddin-Allen-&-Gledhill-Kuala-Lumpur-CHi

Lee Hishamuddin律所的黄慧晶指出,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对合同的规定有所不同,在马来西亚订立合同的双方需要注意。“大家普遍的认知是,相比大陆法系管辖区(如中国),普通法系管辖区(如马来西亚)起草的合同更长更详尽,”黄慧晶说,“这与两个法系的根本差别有关,大陆法系是成文法体系,合同双方可依赖相关的成文规定。

“当大陆法系管辖区的公司到普通法系管辖区投资经商,为此签订合同时,这两个法系的根本差异往往会导致预期差。比如,双方签订了一份相对简单的合同,有些条款因为‘理所当然’而被略过,但争议出现时,才意识到双方的权利义务并没有体现在合同中。”

黄慧晶说,在普通法系管辖区,合同的起草必须非常谨慎,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合同是法庭或其他审判庭解决双方争议的根本依据,”她说。

除了这些大方向上的挑战,一些地区的具体监管变动的也可能影响中国投资者。Cliffe Dekker Hofmeyr律所的Odhiambo说,《肯尼亚中央银行法(2021年修订)》赋予了该国央行监管金融科技行业的职责。“肯尼亚央行有权‘为数字信贷企业发放牌照,监督其业务,暂停或撤回牌照,审批数字渠道和商业模式’,”他说。

“在肯尼亚参与数字借贷业务的中国投资人势必受此影响。不符合要求的公司将被迫退市。因利率受控制,数字借贷业务的收入也可能下降。”

新加坡的监管变动也有类似影响,新加坡律所立杰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谢依蓉说。“在2020年1月,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宣布实施《支付服务法案》,完善支付服务的监管框架,加强消费者保护,提振消费者对使用电子支付的信心,”谢依蓉说,“来新加坡投资电子支付业的中国投资者也要遵守这个法案。”

而在马来西亚,何薇溧提到,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MyCC)已启动《公司法(2010)》的修订程序,旨在引入并购管控规定。“MyCC称并购管控机制将是一个强制性的合并前通知机制,因此,一旦实施后,超过一定门槛的并购交易将提交给MyCC审查和批准,”她说。

“这将极大地影响马来西亚交易的时间进展、可行性和结构安排上将受到很大影响。不过,考虑到新冠病例的激增,我认为这些修正案的提交可能会推迟到2022年。”

在巴西,Dias Carneiro律所的Flores提到,当局正在酝酿的一大监管改革就是对股息征税,目前股息红利是不需要缴税的。“尽管这项改革会降低公司层面的税,但如果这个规定获得通过,投资收益将降低,本来就盈利较低的公司的吸引力也会大打折扣。”

文化鸿沟

文化差异是中国公司要克服的另一大障碍。投资者走向国际时,除了语言和文化差异会带来问题外,营商的程序和风格也会在做投资决策时制造障碍。

“整体的文化差异,尤其是商业文化差异,是中国公司面临的一个大挑战,”位于塔吉克斯坦律所Centil Law Firm驻杜尚别的合伙人Alisher Hoshimov说。

倪思昊-Nils-Krause-欧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汉堡(德国)-Partner-DLA-Piper-Hamburg-CHi

对于风格的不同,欧华律师事务所的倪思昊看得更细。“为中国客户服务时,有两方面是比较有挑战的:第一,相比于习惯依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安排、有详细交易计划的德国或欧洲投资者,很多中国客户喜欢更灵活的工作方式,有时让人措手不及。

“第二,在谈判时,中国客户不直面问题,喜欢间接婉转的方式,尤其在双方有予盾时,他们非常谨慎,怕太激进的行为显得‘不给对方面子’。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读懂客户的言外之意和真实的意图,这给对手方,也给我们这些顾问增加了谈判难度。”

Gleiss Lutz的Burian说:“构建信任很难,尤其当疫情阻碍了面对面的会谈。如果中国律所和客户对外国法律顾问没有足够的信任,他们就不愿透露太多信息。这就让人更难制定有用的、有针对性的建议。因此,从一开始就应当构建起信任,现在我们要依靠视频会议,当然也要凭借高质量的建议建立起信任。”

来自Rahmat Lim的何薇溧给中国投资者和律所提了一些简单的建议。“中国的律师在寻求当地顾问的建议时,应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她说,“他们应当在交易早期就让当地顾问介入,让他们更频繁地参与到交易中来,这样,当地顾问能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更有意义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