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案件涉及制裁的情况下，即便当事人约定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争议，俄罗斯法院亦可以对相关争议主张管辖权。本文将解读俄罗斯最高法院最新裁判对亚洲企业带来的影响。
俄罗斯争议解决转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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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之前，多数涉及俄罗斯机构与个人的重大争议均在俄罗斯境外解决。伦敦国际仲裁院凭借其成熟的仲裁机制，成为最主要的国际仲裁枢纽。国际商会、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也是主流选择。俄罗斯当事人较少选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港仲”）、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新仲”）等亚洲仲裁机构。
2020年《俄罗斯商事诉讼法典》修正案赋予俄罗斯法院对涉及受制裁俄罗斯个人及机构争议的专属管辖权。
俄罗斯法院突破境外仲裁安排
根据《俄罗斯商事诉讼法典》，俄罗斯商事法院对下述争议享有专属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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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受到涉俄制裁的当事人的争议；或
- 由涉俄制裁引发的、且当事人涉及俄罗斯和/或外国主体的争议，即使各方当事人均未受到制裁。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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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当事人可以向俄罗斯法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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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争议的实体问题进行裁决；及/或
- 签发禁诉令。
亚洲企业需重点关注该核心条款，如果受制裁影响导致当事人无法依据相关约定在贸仲、港仲、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新仲等境外机构进行仲裁，即便已签署仲裁协议或管辖条款，当事人仍然可以采取上述救济手段。
俄罗斯法院对此规定采用广义解释。《俄罗斯商事诉讼法典》规定，禁诉令可责令当事人终止境外未结程序，也可禁止其另行提起新的争议解决程序，法院还可处以经济处罚并判令承担法律费用，保障禁诉令有效执行。
制裁拓宽俄罗斯法院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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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Uraltransmash诉PESA 案中，仅依据制裁事实，即可说明俄罗斯当事人在境外获得司法救济的渠道受限。
- 在 NS Bank诉NK Lukoil 案中，尽管争议双方均未受到制裁，但俄罗斯法院仍以“涉及制裁背景”为由，裁定对该案享有专属管辖权。在说明境外争议解决机构可能缺乏公正性时，法院指出：“如果预先认定实施限制性措施合法，可能会影响争议的实体审理结果。”
- 香港并未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此外，与贸仲或新仲不同，港仲于2019年成为首家获俄罗斯司法部认定的境外常设仲裁机构，彰显其在俄罗斯仲裁界享有较高声誉。即便如此，在 VTB诉OWH 案中，法院仍然批准了VTB的禁诉令申请，认为当事人受制裁身份本身会限制其在香港仲裁程序中获得司法救济。
俄罗斯关联共同被告的管辖权陷阱
资深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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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俄罗斯商事诉讼法典》，针对多名共同被告提起的诉讼，应向其中一名被告所在地法院提起。原告同时起诉外国被告与俄罗斯共同被告的，案件也可在俄罗斯境内立案。
该诉讼策略在2023年的 SMR诉花旗银行相关主体案中首次使用，该案原告起诉美国花旗银行及其俄罗斯关联公司KB花旗，主张美国花旗银行受制裁影响违约，两家机构隶属同一集团并协同行事，共同造成非合同损害。
下级法院起初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但俄罗斯最高法院随后撤销原判，并将案件发回重审。
2025年10月，俄罗斯最高法院审理了类似案件 SMR诉摩根大通相关主体案，该案原告主张向英国银行摩根大通证券及其俄罗斯关联公司KB摩根大通银行国际追索非合同损害赔偿。
最高法院作出判定，仅凭存在关联关系不足以判定连带责任。原告必须证明该英国银行实际在俄罗斯开展直接经营活动，并利用其俄罗斯关联主体规避责任风险。
俄罗斯风险仍存 仲裁适用受限
虽然法院管辖范围扩张的趋势依然存在，但俄罗斯最高法院目前正在收紧连带责任的实体判定标准。对于设有俄罗斯子公司的亚洲企业集团而言，仍然存在被卷入俄罗斯诉讼的风险，但仅凭“管辖连接点”已无法构成管辖依据。
拟定仲裁条款时，港仲依然是最优选择，但如果俄罗斯交易主体受到制裁，相关仲裁约定可能被排除适用。贸仲已有至少一起案件经受了实践检验。新仲被俄罗斯认定为“不友好”司法辖区，在与俄罗斯交易主体签订合同时建议避免选用。
Georgy Daneliya 与Natalia Kozyrenko 是俄罗斯SL LEGAL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Igor Sokolov 是资深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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