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立法的重大修订如获通过,或将令中国在最大程度上成为示范法国家。不过,这些变革对于中国争议解决领域的国际化进程是否足够?靳海莲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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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争议解决领域的诸多变化,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雄心。立法方面,《仲裁法》修订草案于今年7月公布,迎来自1995年施行以来的首次重大修订。

对公司、合同、担保、金融、破产等领域的诉讼案件,中国法院正努力推行统一裁判思路的改革;在仲裁领域,境内外机构持续推出各项便利当事人的措施。

更贴地的机构支持

中伦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权益合伙人曹丽军总结,近年来,中国内地仲裁机构在制度和程序等方面的进步,“主要围绕如何通过线上平台、基于网络技术推进仲裁立案、送达、开庭等程序环节,以高效推动仲裁程序进展”。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下称“贸仲”)、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下称“北仲”)、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下称“上海国仲”)、深圳国际仲裁院(下称“深国仲”)等多家内地仲裁机构发布了包括在线审理、费用减免等应对新冠疫情的相关指引,以降低疫情给仲裁程序带来的障碍。

上海国仲秘书长王唯骏指出,自2020年以来,该机构已经组织了超过50场在线开庭、调解、听证等仲裁活动,其中不乏当事人和仲裁庭来自不同时区的案件。

为助力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航空企业复工复产,上海国仲建立了一条航空争议解决的绿色通道。到今年9月,受理的两起案件均已顺利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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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费方面,北仲亦在今年开创先河,成为首家正式采用小时费率计算仲裁员报酬的内地仲裁机构。北京国际仲裁中心秘书长陈福勇说:“对仲裁员而言,[采用小时费率]可以更加合理地反映其对案件的‘投入’;对当事人而言,则有更多机会直接影响与控制费用。”

此前,北仲曾在2019年9月施行全新的仲裁案件收费标准,将原本按照“受理费”和“处理费”的收费划分转变为“仲裁员报酬”和“机构费用”的划分。

而这种收费思路的转变,事关中国内地仲裁机构的根本定位的转变。除北仲的改革外,深圳国际仲裁院亦建立起以理事会为主导的非营利法人治理结构。

天同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合伙人朱华芳评价,这些举措体现了“内地仲裁机构去行政化和治理结构改革不断推进”。在过去,由于立法并未明确其法律属性,而它们又由政府牵头组建,因此“行政化”色彩严重。

内地机构亦努力从仲裁员的角度引入国际经验。在贸仲、北仲、上海国仲今年更新的仲裁员名册中,大量外籍仲裁员位列其中。通商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合伙人崔强说:“这些新引入的仲裁员拥有丰富的国际仲裁经验,也必将对中国内地仲裁的国际化产生积极影响。”

在各类举措中,曹丽军认为,今年的一大亮点还包括贸仲牵头达成的《“一带一路”仲裁机构北京联合宣言合作机制》。参与该机制的,还有 32家境外仲裁机构和组织以及15家国内仲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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