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气候危机,律师有责?Vandana Chatlani报道

8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与气候变化相关科学的联合国机构发布了一份气候危机报告,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它警告,除非“持续数十年大力减少二氧化碳与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否则,气候变暖将达到危险水平。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称这份报告是“给人类的一个红色预警”,结语令人忧心:“证据无可辩驳,温室气体的排放让地球窒息,将数十亿人置于危险境地……我们必须果断行动,避免一场气候大灾难。”

我们都知道自己在毁灭地球,IPCC的报告证实了这个已存在多年的认知。大火、洪水、飓风、火山爆发、灼热天气和致命污染都是大自然发出的警报。

“摧毁生物多样性,排放二氧化碳,砍伐森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逼近地球的边界,”Earth on Board的创始人兼CEO Philippe Joubert说。Earth on Board是一个团体联合组织,其成员皆是为公司董事会提供可持续性发展和良好治理方案的机构。

许多人认为,在保护地球方面,律师亦责无旁贷,否则,后果堪忧。

“最开始,人们的怒火指向的是石油天然气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亚洲律所合伙人说,“然后开始转向雀巢和玛氏这类企业,因为他们是棕榈油的买家,而棕榈油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原料,它的消耗带来了森林的砍伐。”

“接着银行和其他为石油和天然气、棕榈油和煤项目提供信贷的机构也遭到批评。甚至会计和保险公司也未能免于责难,因为他们也在这些以社会扩张为目的的摧毁性活动中起到了推手作用。那么,律所成为矛头所向只是时间问题。”

当企业有不当行为时,律师要敢于发声,即使这些行为看上去合法,否则,他们也会被责难。正如阿尔斯通电力公司前CEO Joubert说的:“律师要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不能保持沉默。让客户为排放付出代价,让客户为减排做出努力,这些都是律师的责任。作为顾问,他们责无旁贷……否则,他们也是罪人。他们不能以自己不知情或者保持中立来开脱责任。”Philippe_Joubert_-_Earth_on_Board-CHI

在美国律师协会大会线上线下混合年会上,美国总统气候事务特使约翰·克里演讲时强调,在避免气候进一步被破坏的过程中,律师必须发挥作用,且刻不容缓。他说:“无论你们想不想,你们现在都是气候律师。”

克里不是第一个对律界提出这一要求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律师可发挥作用的事务有很多,包括援助因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人,协助客户制定绿色能源和减排规划,加速能源过渡目标的实现,为最终实现去碳化作出贡献。

中国的绿色政策倡议

要实现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法规政策的变化无疑是关键。在实现气候中和的这条道路上,《巴黎协定(2015)》是人类向多边合作迈出的第一步。

《巴黎协定》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它将升温幅度(相较于工业化之前的水平)限制在2摄氏度以内,尽量控制在1.5度以内。协定给各缔约国设定的其中一个关键目标就是尽快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达峰。

巴黎协定的缔约国包括印度和中国,还有另外189个国家。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环境法律公益组织中欧环境与绿色经济合作项目(下称“中欧环境合作项目”)一直在协助中央政府加强环境治理,包括协助司法能力建设,与生态环境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合作,就碳达峰和碳中和提供政策制定和国际经验方面的分享和知识。

生态环境部发布了一系列碳市场管理规定,一份关于统筹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工作的政策文件,以及促进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文件。国务院则发布了一个关于建立低碳循环经济的指导意见。

学习与煤炭脱钩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9月峰会上发表视频演讲时做出了中国的承诺:“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中欧环境合作项目等组织在一带一路项目中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煤炭替代政策的咨询意见。

“今年截止目前,中国没有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该组织驻北京负责环境投融资相关工作的范丹婷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显示了中国在气候方面的雄心。”

政策一旦变化,将不可逆转,然而许多企业似乎还没有对这一现实回过神来,这是中欧环境合作项目中国负责人龙迪(Dimitri de Boer)的担忧。他认为企业现在应该思考如何适应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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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到十年后,要立于不败之地,他们需要哪些能力,要有哪些在建项目和在运营项目?”他抛出了这样的问题,“很少有公司高层对这些问题有足够的重视。这恰恰是律师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他们可以帮助企业实施准备工作,并相关降低风险。”

之所以要在一带一路投资中替换掉煤电项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西方国家,政府和私营部门投资人都果断摒弃煤电。于是,包括巴基斯坦和越南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纷纷效仿。

各国要拿出减排的决心,同时也不得不考虑能源需求的现实和能源过渡的必要。中国和印度都非常依赖煤电,而诸如太阳能或风能这样的可再生能源虽然是更清洁的能源选择,但发电不稳定、依赖天气,对于有基本能源需求的人口大国而言是大问题。

“立即停止煤炭发电这样的想法太简单粗暴,有这种想法的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能源市场的现实以及电力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的重要性,”Joubert说。立即停止煤炭造成的排放和一刀切地停止煤炭发电是两码事。

“我们现在有碳捕捉和储存等技术,混合原料的效率也在提高,这些都会降低煤炭的影响,帮助我们做好有序过渡,”他说,“但现在停止煤电的后果巨大,尤其在电力部门非常依赖煤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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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可再生能源寄予厚望。“印度还没有主动设定强制减排目标,但我们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能力已经非常出色,”环境律师Sudhir Mishra说,他是新德里律所Trust Legal的管理合伙人。“因为大规模的参与,这些可再生能源的价格也大幅下调。”

Mishra认为,在中国停建火力发电厂之前,印度也会继续它的煤炭发电。“我们肯定要赶上西方,”他也承认,“印度已经在修正道路,企业也开始自主环境管理,投资清洁技术。”

惟有实践才能验证

企业正慢慢意识到,如果无法呈现高的环保标准,他们就有可能失去获得关键资本和投资机会。金融监管部门和机构以及国际企业,正在越来越多地筛选对可持续发展作出过可靠承诺、具备环保意识的企业作为商业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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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海外客户和投资者正要求在并购尽职调查中加入与环境相关的部分,”旭龄及穆律师事务所驻新加坡的环境法合伙人陈豪杰说,“他们很想知道,潜在合作伙伴和目标公司是否遵守了强有力的环保原则。”

还不熟悉环境法的亚洲律师可以参考Chancery Lane Project。这个项目汇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律师,一齐制定新的合同和示范法则,对抗气候变化。这些合同条款可以写入律所的范例和商业协议中,也可以规范气候相关的定义,在起草合同需要考量气候因素时,可以参考这些条款。示范法则可以在律师给客户提供咨询以及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新政策时发挥作用。

Annette Magnusson认为,在起草合同和协议时主动加入环保考量因素,是律师可以在气候危机中发挥作用的方式。Annette Magnusson是环境咨询公司Climate Change Counsel的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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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说不练是假把式,壳牌在海牙的行为就是个例子,”Magnusson说,“企业要把设定的那些大目标付诸行动。律师要把自己想象成气候过渡中的前线工作者。”

Magnusson强调合同一定要有前瞻性,考虑到企业在未来可能遇到的环境风险,比如在企业投资或撤出一个项目时,或者所在行业开始实施新的可持续发展政策时会遇到的环境风险。

“律师们可以探讨一下,他们的客户或者客户所在行业在整个过渡期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Magnusson进一步建议,“如果公司现在不主动,那么将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如何为减排做贡献?如果要减排,从哪里减?律师又如何通过制定法律框架来协助或加速减排的实现?这些都是企业和法律顾问现在可以思考的具体问题。”

律师还可以承担教育者的角色,让企业意识到环境合规不是一个空洞的选项,需要付诸行动 。Joubert提到,公司董事会也须履行他们在解决气候问题方面的职责。

他表示,无论在哪个法域,所有的董事会成员所承担的责任都是一样的。首先涉及到忠诚,维护公司利益,当然在这方面不能简单地以股东至上而论;其次是对公司和其利益攸关方尽职;第三,要公正合理地披露公司信息。

“关键就在于,怎样做才是维护公司利益的,”Joubert说,“如果你不履行这些职责,那你就是失职,置公司于危险境地。如果公司在净零和碳中和的问题上撒了谎,那么作为董事会成员,你也要承担责任。我们已经有董事因被控掩盖真相而面临牢狱风险的案例。”

大众就是一个知名案例。2017年,大众高管Oliver Schmidt使用软件因隐瞒汽车未达排放标准的事实,欺骗美国和欧洲的环境监管部门而被美国法院判处七年徒刑。

“纽约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其他几个监管部门正在安排检查公司声明的准确性,”Joubert说,“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钱在流向绿色项目。股价的涨跌,债券的流动,以及最终公司的估值,无一不与之挂钩。如果你在这方面作弊,那就是间接地操纵资产价格,为公司的违法行为推波助澜。”

“我坚信商业才是解决方案。但是,要参与其中,公司必须作出改变。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任何企业都无法生存。”